《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错误的战术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当时,还有好多朋友出于好心,说:“你跟着她。爱情就是近者胜,只要你老跟她在一起,她还能跟姜某联系吗?”

这是一个很不高明的主意,但我当时居然相信朋友的这一忠告是正确的。

从广州回来是六月二十二日左右,离刘晓庆八月初的出走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日子里,我确实糊里糊涂地采取了这种战术。

因为刘晓庆在印尼的一位富商朋友通过香港的郑小姐赠给刘晓庆一栋别墅,一直空在那里,这回,妈妈说要去看一看。于是,照例是我把妈妈送上下飞机。

可是。在飞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却出了麻烦。原来,妈妈随身携带了巨额现金,被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拦住了。自然又是我上前解释一番,然后把这笔钱拿回了家里。我回家把这钱交给刘晓庆的时候,她竟然没说什么。

我在家里是不管钱的,一直是刘晓庆的母亲在管。可是,这次母亲带了那么多的钱走,却一句招呼也没和我打,显然,她们并不想让我知道,她们在背着我转移财产。

其实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她们的举动了,但我想,只要法律上没作出最后的判决,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她们依然是我的亲人,那么,我就应该照样信任她们。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做得非常漂亮,不管是到哪里演出的收入,我都一分不差地交给母亲。我还清楚地记得她母亲在最后一次接钱的时候,眼睛里曾经闪出异样的目光,她一定在心里想,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傻乎乎地把钱交给她呢?一点也没有察觉吗?其实,我完全察觉到了,不光是母亲这次的行为,包括从最近刘晓庆的大表哥的频繁造访以及大表嫂慌乱的神色中,我也察觉到他们在转移财产。

我什么也没有说。还是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钱都上交,记得有一次她访日回来。我在收拾衣物的时候,在刘晓庆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万美元的现钞,也当着刘晓庆的面交给了她母亲,这不是我们共同的家吗?我不应该这样做吗?我怎么能做那些见利忘义的事情?大小看人了,我是一个大男人,钱是什么东西?只要我有能力,千金散尽还复来…

那个阶段,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晓庆的战友小姚,她是应刘晓庆的邀请到北京和巴经理一起筹划“刘晓庆美的世界”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活剧团的胡某某。

刘晓庆安排了一些演出。为了不让她有机会和姜某再来往,我真的遵照那个好心朋友的不很高明的建议,紧随刘晓庆左右。可能,也是黔驴技穷了吧。这样,由于演出中我们同进同出,或多或少使刘晓庆和姜某接触的机会少了一些。可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帮忙,刘晓庆他们通过这些朋友进行联系。

这里面,刘晓庆最高明的地方、还是通过胡某某换取了我的信任。我却丝毫没有提防,因为胡某某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母亲了,而我一向对她是很尊重的。可是如果是做母亲,也应该问一间她是准的母亲,在我和刘晓庆之间,无疑她更希望成为刘晓庆的母亲,那么,她就是刘晓庆安插在我身边的情报员,而我,也许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使我疲惫得拿不起劲来。

我们一起在天津、湖南、秦皇岛演出,一起在北戴河游泳,又一起到了杭州、上海,最后回到了北京。

因为那时我已不是穴头,所以演出时常常能有机会在舞台下观看,体察观众的反应,刘晓庆也常常会问到我观众的反应如何。

有一次,在氢都体育馆演出,下面的观众有许多骂刘晓庆,而且骂得很难听,当我把这些话告诉刘晓庆的时候,她怒火万丈,认为我故意谎报军情、无中生有,使她产生错误的分析。好在那次刘晓庆的母亲和巴经理也在,我不得不过去请他们来作证。当母亲和巴经理也证明观众中有人骂她的时候,她才哑口无言了。这回还是有证人,而其他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这种坦白相告就会使她感到很恼火,那时的刘晓庆,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了。

然而那个阶段,刘晓庆表现得很好,也可能是因为她酝酿的计划在一步步实施吧;或许她知道离开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时也总有那么千分之一的舍不得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

其实说来可笑,我们匆匆忙忙地从上海回到北京,就是为了她和律师谈话。在西单的豆花庄,我和巴经理坐在这边,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朋友就坐在隔壁。刘晓庆当时是借口谈一些别的事情,可是,那两个人却是后来在我们离婚法庭上出现的律师及其丈夫。

对这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我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其实,我当时所要求的已不再是和刘晓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而是在她和姜某分手之后,再谈我们的婚姻问题。我的要求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们又要去大连演出了。离家的时候,父亲母亲还像以往那样叮嘱我要对刘晓庆好,我也连声答应。不知怎么的,刘晓庆突然看到了最初我们相爱时写的那个剧本,她对我说:“将来不管我们是不是在一起,都要把这个剧本排出来,因为那是写给我的。

在车上,我和那位慈祥可亲的胡老师谈了许多许多。她是那样亲切地开导我、安慰我,使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跟她讲了许多心里话,包括我必须要在胡老师面前表现出来的男人的自尊。跟她谈话的时候,我一丝毫没有顾及我的面子。可是,我想这些活都毫无保留地传到了刘晓庆的耳朵里,如果没有添油加醋,已经是胡老师的慈悲了。

其实在当时的一行人中,只有我还蒙在鼓里。后来小姚告诉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刘晓庆已经给了小姚一份手令,让刘晓庆所有的朋友都按照小姚的意见来办。实际上,去大连的演出不过是借口把我支开罢了。

我依然沉浸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情感旋涡中,就像一个久别烟枪的大烟鬼一样。在如饥似渴地感受着爱的温暖……我还暗暗地告诉自己:这次从大连回来以后,我要完全换个样。既然我说原谅她了。就一定要做到宽宏大量,相信她的善良远比监视她、引起她反感更重要。我还要再作一次努力,和当年一样,死马当做活马医。在这惨淡的人生旅途上,保住我们那爱的小巢,保住我们的家。

八月一日。大连。

晚上的节目已经开演很长时间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刘晓庆的身影。就在我俸急万分的时候,胡老师陪刘晓庆走了进来,刘晓庆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人家来催场了。刘晓庆忙不迭地上了台。

她想跟我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里有点狐疑。

台上演着《原野》中的片段,我一个人走到后台,在门卫那要了一个北京的长途。家里的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我又把电话打到巴经理那里,他在那边支支吾吾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我问他:“家里人是不是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呢?”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诧异。

“我给家里打过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那边沉默了一会,才慢吞吞他说,“他们走了。你不是明后天就回来吗?等你回来再说吧。”巴经理匆忙地放下了电话。

老人们都走了?他们去哪?怎么走呢?一定有人来接他们。要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走。那,肯定是靖军来接的。如果他们离开北京,一定是都搬到深圳、搬到蛇口的那栋别墅里去了。可是。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呢?

人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表现得非常笨,即使是平时轻而易举能够明智地解决的事情,放在那个阶段就会根本醒不过憎来。这样的阶段在我的一生中出现过好几次。那回,我也是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老人们不等我回来就搬走了,而且就差一天了。

演出结束了,刘晓庆一直在回避我,即使在吃夜宵的时候。她也端着碗坐到别人桌子那去了。其实,我心里已经知道家里东西被澈走了,可是却丝毫没有露声色,而是和朋友一起谈着晚上演出的事情。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刘晓庆才回来。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刘晓庆在一边漫不经心地摘耳环。我知道她的轻松是装出来的,在她心中的搬家和我所理解的搬家是截然不同的。我当时只是以为老人们到深圳去住一段日子,哪里想到整个家都被搬空了。刘晓庆一直矢口否认她知道这件事,过了这么多年,我也无从证实她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可事实是,我们的家已经在她的战友小姚的指挥下,被搬得空空荡荡。名义上的搬家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分家。

那天晚上,刘晓庆在摘耳环的时候已经知道“分家”结束了,所以,她转过头来,故作轻松地对我说:“爸妈已经搬走了。

我看着她,“是吗?”

“是。”

这就是所谓的同床异梦吧。她知道的,却还在蒙我;我已经知道了,却还是装着不知道…

“哎!”我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当时只是在心里可怜外婆,老人家年事已高,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受得往这样的长途迁徙呢?火车站里那么拥挤,如果我在的话,还能想想办法让老人们提前进站,可是现在,三位老人只能和许多壮小伙一起在剪票口里挤,他们受得了吗?

那天晚上,我从梦里被刘晓庆掐醒了,原来我的鼾声吵得刘晓庆睡不着。想起来也真叫人烦,人家本来就被父母搬家的事搞得难于安寝了,我却还在那里添乱。

现在回想起来,刘晓庆远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简单。那天晚上,她也许并不是仅仅沉陷于担心之中,可能还在筹划着什么新的计划。

后来,在我和小姚谈活的时候,她拿出一张刘晓庆的手令。在上面,刘晓庆让自己所有的朋友都听小姚的调遣。那么这件事是刘晓庆一手策划和操作的。

可能,策划这件事的是刘晓庆,既成事实之后又感觉不妥的也是刘晓庆,她的确也是这样一个性格中的两面很对立的人。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我们刚下飞机,就发现老巴已经在等我们了。

老巴递给我一张纸条,是母亲留给我们的,这张纸条后来被刘晓庆拿走了,没想到竟然出现在她的书里;然而纸条上的后已经被篡改了。母亲在纸条上承认拿走了许多东西,但她老人家希望我们处理好我们之间的事情后,能够将这些东西完璧归赵。但是对于这一点,刘晓庆在她的书里却只字未提。在她拿走纸条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想到那会是一份证据。好在那仅仅是一张纸条,老巴在给我们之前一定也看到上面的内容了,将来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许能出来为我作证。

那天,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家。

奇怪的是,那扇平时很好开的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我们试了好几把钥匙,仍然无法打开它,最后,只好决定把它揣开了。

在我端门的那一刹那,刘晓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恐惧,她用手紧紧地堵住耳朵,眼睛也紧紧地闭了起来,现在想起来,也许所有与别人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人,都害怕这种破门而入的事,因为即使是在他们最愉悦的时刻,也不可抑制地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的积累,使刘晓庆在那时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恐惧吧。

门被我踢破了。我的家!?

那时,用“四壁皆空”来形容我的家恐怕并不为过。除了冰箱、电视机、钢琴、洗脸池子、澡盆以外,能搬走的东西差不多全被搬走了。而且,我发现,毛巾只剩下我的一条,拖鞋也只剩下我的一双。看来,搬走的并不仅仅是父母,我的家已经被分掉了。我不得不佩服刘晓庆的那个战友,可能他们把叠在一起的短裤都一一分开,该拿的都拿走了。

后来,听厂里的人说,他们先后一共搬了九次。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许这种无言已经足以表现我对刘晓庆的责备了。这是我们的家,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怎么能在我和刘晓庆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家搬走呢?其实,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犯罪一一一侵犯他人家庭财产罪,只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姚实施的,而以为真的是刘晓庆父母的意愿。

后来,虽然也有朋友提醒我完全有理由到法院去起诉,可是,我起诉谁呢?那个和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岳母?我妻子的母亲?

我一声不吭地靠墙站着。同来的老巴和胡老师想安慰我,却无从下嘴。刘晓庆也和我一样一声不吭,可她却表现得比我聪明多了。她拿了一块抹布四处擦拭着、表演着,还安慰我说:“不要紧,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小阿姨。”说完了,就马上和巴经理商量起怎么去劳务市场的事情。

我连忙说:“不用,反正我这一阵子也没事,我可以自己做。”

后来,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她哪里是在打扫卫生啊,她是在检查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搬走。”

那天,我一直表现得木呆呆的,无所事事。家已经空了,我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刘晓庆忙活了一通。就说要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活动,于是重新化了妆,背着那个大包离开了。傻乎乎的我即使在那一刻也没有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刘晓庆在她的书里一再强调我是多么的精明、具有多么超人的智慧。可是,比起她来,我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你看。她布置得那么周密,那么滴水不漏,而且表现得那么从容自如,每一步都按照她的设想一一实施了,而且一直还使我像一个大傻瓜一样跟着她的指挥棒转,听从她的差遣。她安排了大连的演出,把我支走;写了手令给她的战友;还安排蛇口的租借户把房子腾出来:调回了妹夫靖军;还把财产转移到了大表哥那里……

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人相信她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谋略,而且非常仔细的女人吗?

她,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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