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替刘晓庆送战友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那大的淋雨使我回来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时隐时现的低热使我浑身哆味着,却麻痹了我的大脑,反而使我的痛苦减少了许多。

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是小姚。她说有件事情要找我谈,我问她什么事,她说这纯属她个人的事情,和刘晓庆无关,如果我能去,她希望跟我说一说。

从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好像很为舱。我想,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尤其是找这种情况下的我说一说,说明了她对我的信任,那么即使这件事和我的利益无关,我也应该去听一听。于是,我放下电活,拖着还发低烧的身体来到了小姚的住处。

走的时候,老巴还特意提醒了我一句,刘晓庆来电话说小姚是精神病患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在心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已经弃我而去了,我和谁来往也和你无关,你越不让我去,我反而越要去。

在相约的地方,我看见小姚正在和几个四川老乡在租来的房子里煮着方便面。小姚见到我时一脸窘相。原未,刘晓庆约她到北京来担任“美的世界”总经理已经两三个月了,在成都的丈夫一直希望她回去,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刘晓庆连见都不愿意见她,她自然觉得在北京呆着也没什么意思,想回四川。

听了她的谈话,我觉得:哎!人情真是薄啊!前几天还是刘晓庆信任的帮办,今天竟落到这副样子,我不免替她感叹。

现在刘晓庆的许多朋友都把刘晓庆当做一棵摇钱树,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想拼命利用和刘晓庆的关系为自己多捞一些,他们都想垄断刘晓庆,自然要把小姚孤立起来。而小姚,冒着侵犯他人财产的罪名替刘晓庆把家分了——这是刘晓庆的任何一个在北京的朋友都不会为她做的。可是,事情结束了,小姚也物尽其用了。

不管怎么说,小姚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刘晓庆。她为朋友不计后果,甚至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危险也不在意,她的身上,恰恰有那种值得朋友信赖的东西,因此,我除了为她惋惜以外.还对她这种勇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心存敬意。

小姚找我谈话的中心意思是:她想回家了,可是没有钱,刘晓庆一分钱也没有给过她。正像她所说,当初她来北京是我们请来的,现在,要走了,却没有钱离开,这不能不说没有我们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刘晓庆的丈夫,就算不是刘晓庆的丈夫,我也应该帮助她。

我拿出家里剩下的四千块钱的二分之一交给她,对她说:“小姚,按说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里里外外地操心,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可是,你看,这四千块钱是我全部的所有了,虽然我手里还有十二万的存折,可那存折上写的都是晓庆父母的名字,这虽然是我和晓庆两个人的钱,但晓庆不在,我不好自己去动它。这两千块钱算我代表晓庆……”

“不,”她说,“你不能代表晓庆。小姚打断了我的话,她的眼里有些潮。

“那好,就算我送你的路费,回到家里看到你的爱人,给我带个好。我可以替晓庆向你道个歉。

这是我和小姚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什么时候回的四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小姚从此退出了刘晓庆的战线,退出了这件事情。

过了许多年。当我向朋友打听这个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她已经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也相信了刘晓庆当年给她下的断言。我翻了很久,才找到小姚丈夫的电话,想打个电活过去,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

我的电话打过去,真巧,接电话的恰恰是小姚。她听起来依然很健康。

我对她说:“听说你疯了。”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我要写书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你应该写。”

我说:“我会尊重事实的。”

电话里还是那个既有主见又干脆利落的小姚,人没变,声音也没有变。

离开了小姚.我又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睡了醒,醒了睡。每回醒来,都觉得嘴chún干干的,很难受,整日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挨过去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我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了刘晓庆的离婚起诉书,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法院应诉。

好像有人在我背上击了一掌,我猛醒过来。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被告。电话里李法官的声音显得很有修养,语言也很得体,但语气里却透出一种坚定。我想,这种事己不以我的意志转移的了。既然电话已经接到了,就应该算通知到我了,那么,即使我不去,他们也可以作缺席判决。

可是,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答应了法官,放下了电话。

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我竟然清醒了许多,再也不愿意坐在那里听楼道里的脚步声了,再也不会想像门会为我而开了。对方已经把我拉到了法律的面前,故事已经发展到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了。

好吧!既然你这样选择了,我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

我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坐在那里精神抖擞地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和刘晓庆之间故事的最新变化。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们就聚集在我的家里。一种崭新的、活跃的、具有生命力的气氛把几日里纠缠我的孤独、痛苦、懦弱和自卑赶得元影无踪。

我的家里沸腾了,这些好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凑在一起为我出谋划策。即使是那些一直不赞成我、疏远我的朋友们,这一回也一起义愤填膺、同仇敌汽了,他们甚至带着包办色彩地替我决定该怎么办。

我一再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即使她已经打到了法院,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还是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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