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公正”的诉讼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起诉状

原告:刘晓庆,女,xx岁,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被告:陈国军,男,三十五岁,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案由:离婚。

我与被告系夫妻关系。我们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四号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元子女。

我与被告的婚姻关系从原则上讲并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被告急需调人北影厂一工作,但北影厂领导提出,必须有结婚手续才能将陈国军调人北影厂。我当时出于一种同情的心理、十分仓促地与被告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心理所致,我与陈国军结婚以后、感情急剧变化,十分突出的是,被告陈国军脾气十分暴躁,经常对我出言不逊,并且以暴力相威胁。因此,使我对陈国军反感的心理日益加剧,以致发展到一提起被告的名字我就感到十分恐惧和恶心,因而无法共同生活,出于无奈,我长期与被告分居,以逃避现实生活给我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烦恼。然而生活告诉我,这种逃避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据此,在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我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当时经和被告协商,照顾被告的面子,我提出撤诉,双方、同到北京市朝阳区酒汕桥街道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填写了离婚申请表,但被陈国军单方撤回。事后,我又多次找陈国军协商离婚事宜,均遭到无理拒绝可另一方面,陈国军多次找到北影厂领导及监察部门,表述其要与我离婚的理由;不仅如此,陈国军还于一九八九年七月初,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各级记者陈述其坚决与我高婚的愿望,只是至今不见其付诸行动…

根据以上所述,足以完全说明,我与陈国军之间的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为此,依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特向法院起诉。

要求:

一、坚决与被告陈国军离婚。

二、双方财产依法裁决。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刘晓庆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也请回了我的律师,根据刘晓庆的起诉状,于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见法官王范吾先生,交答辩状。

答辩状

答辩人:陈国军,男,三十六岁,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地址:现住酒仙桥流量计厂宿舍。

我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七日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刘晓庆提出的离婚起诉书。现提出答辩意见及理由如下。

刘晓庆曾于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一次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审判员李大无同志对我们的婚姻情况进行过法庭调查。事后刘晓庆于一九八九年二月撤回起诉。在她撤诉后,我曾多次找她,愿双方心平气和地解决纠纷,但她总是采取躲避的办法不和我见面。更为甚者竟找私人保缥,以暴力阻拦我与她的接近。并为达到离婚的目的,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以谎言制造舆论,以实现其与新欢的幸福生活。她此次提出的离婚理由,仍然是一片谎话。我将针对她的谎言说明事实真相以求得法院的公正判决。

我与原告于一九八一年相识,一九八四年同居,至一九八六年补办结婚手续。婚姻基础是很好的,是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工作、创作和共同生活的适应和检验之后才组成家庭的。双方经历坎坷,感情深重,可谓患难夫妻。现在,原告为达到离婚的目的,竟然不顾事实,采取说谎的态度,声称我们的结合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纯系胡说。对此在第一次诉讼法院调解时,审判员已对我们的婚姻基础做过正确的结论,当时原告在场并未否认。我认为无论原告对我感情如何,均不应对过去的生活采取不承认事实的态度,更不应该对法庭有欺骗的行为,例如原告隐瞒年龄的问题。事情虽小,但在诉讼书里不讲实话是错误的。

我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并没有涉及到工作调动的问题,更在北影没有什么“急需”的工作,而原告在起诉书中却声称:被告急需调人北影工作,原告出于同情心,十分仓促地与被告办理了结婚手续。这纯属无稽之谈。试问,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相识六年,同居近三年的男人结婚,能算十分仓促吗?一个再婚的中年妇女能出于同情心匆匆嫁人吗?让人费解的是,原告与我结婚时已是xx的女人,而至今过四载已近xx岁时,才“深刻体会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老实讲,原告的这种感触真像出自一位初恋的少女之口,这种爱情的咏叹调不是和原告的年龄、身份、经历太不相称了吗?至于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述。“提起被告的名字我就感到十分恐惧和恶心”,我猜想假如一个女人,背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男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心理上是会感到恐惧的。而且从古至今,这也确实是一种让人恶心的行为。

事实上,我与原告过去在感情上也是恩恩爱爱的。例如一九八六年四月原告去湘西拍《芙蓉镇》,我在广州修改《无情的情人》,人在两地每日一信,恐怕足以证明夫妻感情。至于后来双方关系上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导致这次离婚诉讼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奇怪的是原告在起诉书中对此却只字未提。我坚信这一点无论是原告还是原告的律师都十分清楚。如果原告出于女人的羞耻之心,则情有可原,遗憾的是原告根本不打算向法庭承认事实。而是采取嫁祸于人的手法,把家庭纠纷的一切责任全部推到我的身上,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

坦率地讲,我与原告感情上的纠纷完全是由于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姜某勾引我妻刘晓庆发生通姦行为造成的。这是我家庭纠纷的根本理由,也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事实。

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我就向陈国军讲明原委,正式提出离婚请求。陈国军当时也表示理解,并且同意我的离婚要求。这又纯属胡言。如果我在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同意离婚,原告在一九八八年向法院提出的离婚诉讼岂不成了无中生有?另外原告所说向我讲明“原委”,请问究竟是何“原委”?据姜某承认和原告是于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发生了两性关系。如果这是原告所指的“原委”,我怎能表示理解?天下岂有理解妻子通姦行为的丈夫?如果原告一方面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另一面又和别的男人约会,现在提出离婚时居然又高唱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婚姻道德观,这岂不成了十足的伪君子?我不禁要间,原告声称的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是自己喜新厌旧的理论根据,还是自己背信弃义的借口?是自己瞒天过海的挡箭牌。还是为自己树立的贞节牌坊?原告又假惺惺他说,她撤诉是为了照顾被告的面子。可笑至极!原告与比自己小十三岁的男人通姦都从来不在乎我的面子,并且在记者面前大言不惭地大谈姜的才华如何如何。说到面于,早已丢尽,还用原告照顾我什么面子呢?恰恰相反,如果原告真的光明磊落,无须照顾什么面子,是否有勇气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另外,原告在上次起诉书中声称我打骂了她,而在这次起诉书中又变成了“以暴力相威胁”。请问原告,两次起诉书究竟哪一次是真话?

至于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及的“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一事,虽然有过此事,但实际上是原告搞的一次假离婚的骗局。原告对我说:“离婚后跟没离一样,我仍回家住”。“此事连父母都不告诉,任何人都不知道,你还是以丈夫的名义和身份来法国探亲”,等等。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到街道办事处,只是在一位朋友家里,由一位街道办事处的人在场私下填表,并且组织上也没有正式的介绍信。当我发现这一切不正当手续又是一个骗局时,我当然要撤回假的离婚申请,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原告在起诉书中又提及:“我又多次找陈国军协商离婚事宜,均遭到无理拒绝”。这更是无中生有。事实恰恰相反,我多次找原告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均遭无理拒绝。举例:一九八九年春节,我去深圳蛇口找原告却被拒之于门外,因顾及原告父母及外婆的心脏病,故一言未发,除夕露宿街头。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千里迢迢去苏州找原告,原告拒不见面,从厕所溜走。更力严重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在北影录音棚找原告的时候,竞遭到原告私带保镖的暴力阻拦,并发生厮打,我受轻伤。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原告起诉书根本不尊重客观事实,极力以臆造的谎言制造假象,以造成审判人员的错觉。

综上所述,原告在起诉书中所言的理由,旨在蒙蔽法庭,为达到离婚目的,不惜篡改事实,嫁祸于被告。因此,对原告以谎言为主要离婚理由的离婚请求,我坚决不能同意。

另外,我向法庭陈述的是,姜某与原告通姦,破坏了我的家庭幸福。他不但不知羞耻,反而气焰嚣张,对我进行恐吓,威胁我独生儿子的安全。姜某对我家破坏到如此程度,我是决不允许的。

请求目的:

一、依法保护我的家庭不受第三者的破坏。对于青艺演员姜某破坏合法家庭、与我妻刘晓庆非法通姦的行为予以追究。

二、对原告进行教育,使其痛改前非,具备一般公民应具有的道德观念,检查自己的行为。

三、原告在一九八八年八月由其家属私自转移的家庭财产要查清、追究,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原告支持他人(据了解是原告的私人保缥)侵犯我人身自由,把我打伤的侵权行为要予以追究。

五、对姜某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威胁我独生儿子的恐吓行为,予以追究。

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既无权势,亦无“显赫”的身份,我有的只是对共和国法律尊严的信任。

诚望法庭秉公执法,公正判决。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陈国军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日

部分财产诉讼保全申请书

一九八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与刘晓庆在大连演出期间。刘母及其家属在未征得我与刘晓庆任何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我们家庭的大量财产转移、隐藏(其中包括大量外币、巨额存款及现金、大量珠宝首怖、名画、电器、书籍及大量衣物),至今未还。

刘母虽然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非是我家庭成员(该人户口在四川成都)。刘母及其家属擅自转移我们家庭财物,严重地侵犯了我的公民权益。现在刘晓庆提出离婚诉讼已经涉及到家庭财产问题。为了使法院的判决能在将来得以执行。我对刘母非法转移我的家庭财产(部分财产)向贵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的申请,请法院公正地予以依法保护。

另,因为刘母及亲属隐瞒且有过转移财产的行为,希望法院能对深圳蛇口碧榆路二十六号住宅内的财物、北京西苑中宣机关院内刘晓庆表哥刘兆庆住所内,及刘晓庆现住所内的财物予以清查和封存,对转移在京和深圳以刘亲属名义在银行里的存款予以冻结,对保存在刘及刘母手中的珠宝及财产的证明文书予以扣押和封存。

刘母及其亲属转移财产清单如下。

一,美元八万三千六百四十四元、港市五万六千元。

二、钻石首饰:三只钻石金表,白钻石项链一套,蓝、红宝石项链各一套,蓝宝石大钻戒一枚,白钻石大钻戒一枚,白钻石戒指两枚。

三、黄金首饰:纯金项链(带英文名字)一套,纯金项链(带猛虎牌饰)三套,纯金手锅(拧花)二套,纯金手周(压花)二套,纯金手链一条,红珊瑚手锅一套,纯金戒指五枚。

四、存款及现金:七十万五千七百三十九元。

五、名画:印尼苏哈托藏画一幅,价值六万美元;范曾、程十发等人赠画六幅。

六、衣物:貂皮大衣两件,四季服装三百套。

七、书籍:《资治通鉴》一套。

八、照片,一千五百张。

九、电器:录像机一台,摄像机一部,微型电视机一架,录像带四十盒。

十、深圳蛇口碧榆路二十六号住宅内财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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