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关于《我的路》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只是,当时这类演出并不多,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还是长影的人,不可能长期在外面飞;刘晓庆也在不断封拍电影:除了《垂帘听政》还没有收尾外,她还准备接其他一些影片,而且上海《文汇报》社的小子还约请刘晓庆写一,篇自传体的文章。

这是早在春节前就答应人家的。在此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合作,刘晓庆曾写过一篇《演员魅力的思考》,文章写得很漂亮,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引起了许多圈内人的重视。此后,小于一再怂恿刘晓庆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在《文汇报》上连载,这许多年,社会上一直有很多关于刘晓庆的传言,搞得她很苦恼,她也想找一个机会辟谣。

但是这篇文章一拖再拖,直到实在逃不了了,刘晓庆才开始动笔。这也是她的一种禀性,凡事不逼到头上是不会动手的…

刘晓庆从古北口刚回来,上海的小子就赶到北京,逼着刘晓庆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当时刘晓庆曾开玩笑他说他是“黄世仁追债”,刘晓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拍摄日程里空出一段时间安排这件事。

有一大,刘晓庆从摄制组回来之后,拿了一篇稿于给我看。原来,这是一个人帮刘晓庆起草的《我的路》的开头。文章写引言很差劲,用了一种官腔十足的方式开头。从笔迹上看,好像是一个男人写的。

“这是谁写的?我不快地问道。

她迟疑一下,“是‘小严’写的。

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小严”这个名字。可是,自打北新桥那件事过去以后,我曾说过,会无条件地相信她。而且,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也说明她并不想隐瞒什么。

一个女孩子嘛!找个人替她写一篇草稿,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有以前的那种阴影,我也尽量说服自己不往那方面去想,因为带着阴影的生活和情感都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就像在大学,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聪明的小伙子为她写作业一样。

只是这篇稿子写得实在不怎么样。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为了证明“小严”的拙劣,我就必须拿出一个胜过“小严”的开头来,供刘晓庆选择。我转了一下脑子,脱口而出:

“三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可是现在,当我清醒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么多炫目的光环,那样多的污泥浊水”。

我脱口而出的开头得到了刘晓庆的赞扬。她马上拿笔把这记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的路》的创作。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来得很早。刚刚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再加上刘晓庆的那台破旧的电风扇,整天嘎嘎作响,更增加了烦躁的气氛,搅得人六神不定,根本无法写作。我们索性关掉电扇,即使热得大汗淋漓,也坚决不用它。

那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热得我们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在地上睡,才有可能勉强人梦。好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在穿着上尽最大的限度来散热,我还不时地拿扇子为她扇风。屋子里就一把椅子,有时,我们会挤坐在一起,写累了,就躺在地上的毛巾被上休息一下。

刘晓庆把她所有的经历都坦白地写了出来,什么“小秃子”、往母亲的枕中上吐唾沫”等等。本来刘晓庆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勇气将这些生动的素材拿出来,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却鼓励她这样写,因为我觉得应该把真实的东西都拿出来,应该把人最本质的东西拿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东西虽然不光彩,但是有风采,有生气,人们会喜欢的。

当时,其实我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刘晓庆这本《我的路》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平易近人的,这样直率得近乎于傻的,而且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我并没有吹捧它的意思,但是它确实征服了中国很多的读者。

如今,刘晓庆周围已经包围了炫目的光环,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位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的路》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她的率真直白打动了所有的人,她那种几乎算是平庸的坦白,使人们相信了她书中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那几天,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我们整天足不出户,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作、讨论、再写作,周而复始。

当时,我们虽然有一部电视机,但是没有室外天线,所有的图像都是两个以上,根本没法看,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躺在地上听听音乐。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开车”的游戏,她会抓住“操纵杆”,嘴里发出“库库”声,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高兴地乱扭一通。

有时刘晓庆还会命令我:“把手拿过来!待我伸过手去,她就把我的指关节扭出噼噼啪啪的十个响声,如果少了一个,她又会皱着眉头多扭几下,才像个孩子似的假装着生起气来,走到一边……

不是有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诗吗?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我们只找到四颗……

《我的路》就这样写成了。

记得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我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北京的天气真热啊!热得你不穿衣服都大汗淋漓,再加上那怎么也烧不尽的*火……

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我的路》却永远地留在这里。如今再打开这本小传,你仍然会觉得它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善良,充满了对艺术的执著,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那时,她不是中国的第一富婆,而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字里行间都是对艺术的追求和野心。

她坐在艺术的宫殿里,透过山呼万岁的人群,看着远处金碧辉煌的殿字在夕阳中闪烁,在她的脚下,时刻会有慾望在升腾,那是艺术家的慾望,而不是商人的慾望。她低头叹了口气:“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抬起头,她发自肺腑地高呼:“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那颗心,充满了平等的善意的人文主义思想,充满了为艺术而献身的牺牲主义精神……

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没有人同意,但是我这样认为。

回到长春没呆多久,因为没什么事情,刘晓庆又约我去保定和邢台演出。

已经有过两次走穴经验的我,对于这种演出可以算是轻车熟路了,而且,我们的节目好像还很受欢迎。继《原野》的片段之后,我们又把日本电影《生死恋》里夏子和大恭的对话拿了出来,而且还配上了电影《叶塞尼亚》的插曲。那音乐真是好极了,真美,每听到这段音乐,一种莫名的感情就油然而生。况且,这种恋人间的信件,对于当时的我们,正是即情即景,演得绘声绘色自然不成问题。

在唱歌方面,除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外,我们还唱了《夫妻双双把家还》: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挑水来我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当时,我们一定唱得感觉很好。

想当年,《天仙配》里的董永还有寒窑一问,而我和刘晓庆在北京却房无一间,真是无立锥之地啊!

也可能,那种“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田园生活就是我的幸福观。

很久以后的某一年,我在东北拍一个电视剧。当时虽已到了春暖花要开的季节,但在茫茫的雪原上到处是泥泞的路,天阴沉沉的,整个摄制组都蛤缩在汽车里等太阳。就在这时,天边走来一辆小驴车,车上坐着赶车的人和躺在上面病得坐不起来的妻子。也许是因为颠簸,丈夫停下车,走到妻子身边,嘘寒问暖,妻子强打精神摇了摇头,“没关系”。那一刻,坐在不远处车里的我,禁不住眼泪扑蔽籁掉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这一幕就是我们当年在走穴演出时重复了千百次的节目《夫妻双双把家还》。

茫茫的原野上,满地的泥泞,破旧的小驴车,满脸皱纹的丈夫,一脸菜色的妻子,依依相映的情感,所有这些,都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同“你挑水来我浇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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