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探母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回到北京,我就发现了家里拍来的三封电报:“母病危住院速归”。

看完电报,我半天没有说话,刘晓庆也呆呆地看着我。

她猛地转过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拿了几千块钱塞在我手里,“赶快走吧。北京的事我来料理。你还是先回长春,带着赫簿一起回去。如果妈的病再重的话,你给我发电报,我也回去。

我一路来到长春,刚下飞机,就直奔长影厂的宿舍接我的儿子。

赵雅氓去外地拍戏了,那里只有她的妈妈一一一一个善良的老人——在照看着外孙子。当我进门,跟老人把情况说明了之后,老人告诉我:“赫赫刚出去。

话音还没有落,门响了。我转过头,见我的儿子站在门槛上,正怯生生地望着我。他可能还在犹豫,我是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爸爸呢?

说来也怪,父子间的那种感情能够胜过很多东西。

当我蹲下身来,冲儿子伸开双臂的时候,孩子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一步步地朝我走来。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

时间很紧,我们要赶当天晚上从长春到佳木斯的火车。所以,我只是简单地和赫赫的姥姥说了几句活,连饭也没吃,给孩子穿戴好,就直奔火车站。

这时.天上开始下雪了…

我和儿子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我所熟悉的街道从我的眼前掠过,还有我们熟悉的人们,已经不知该么好了。

母亲可能也感觉到我回来了,她轻轻地翻过身,只匆忙地看了我一眼,视线就被我身边的赫赫夺走了。母亲看了看自己的孙子,有气无力地叫了声“赫赫”…

我的儿子真为我争气,我一直担心着儿子会忘了自己的奶奶,可是,我的儿子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叫了一声奶奶,就必了过去。

妈妈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孙子,这时,我的心里似乎也好受了一点。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决不比任何电影明星逊色,当时,在母亲的家乡兰西县,她是全县闻名的美女,而且,妈妈当年是全县电考上伪满洲囚高中的唯一一名女性。

我父亲为了我的妈妈,当年电曾经演出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听我的姑父说,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兰西县的副县长。天性爱好文艺的父亲曾经跟妈妈一起演过《兄妹开荒》,也在一起演出过《白毛女》。可能就是在这种演出中,父亲和母亲开始恋爱了…

那个时候。国民党已经大举进攻了,父母的恋爱显然不合时宜…

当父亲向组织上谈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允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的家庭成分,母亲的家庭成分是一个小业主,以这样的出身,怎么能嫁给一个副县长呢?

但是,听我母亲说,她实际的成分并不是这样。这里不能不谈到我的姥爷。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母亲同样因为这个问题给当年在庞东锯齿牙山根据地的领导写过信,来证实姥爷的那段经历。

我的姥爷是胶东根据地锯齿牙地区地下党的交通员,那些年,他打进伪军内部,为根据地买枪,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伪军抓了起来,我姥爷在日本人的据点里受尽了严刑拷打,喝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

那时,锯齿牙根据地已经把我的姥姥和母亲接到了根据地里,怕敌人报复。后来根据地的人民包围了敌人的据点,一定要把姥爷救出来,如果敌人不放姥爷的活,就要把据点消灭。

当姥爷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了,好多人说,他这是被敌人打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计姥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兰西,当时关外的组织生活并不像关内那么普遍而严格,所以姥爷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而且以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虽然父亲向组织上反复强调母亲的出身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没有书面文件的证实,所以组织上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

在父亲因为这个和组织上闹崩了的同时,姥爷也开始反对这桩婚姻了。因为爸爸在打四平的时候,被子弹在腿上钻了三十窟窿,所以在当时,爸爸是个瘸子从姥爷这方面考虑,向然也不愿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子。

最后,没有办法,父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把枪挂在县委办公室,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匕带着母亲跑回了自己的家乡,私奔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脱离革命队伍、他回到家乡,又马上参加了革命工作。

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温莎公爵演绎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可能在我的祖先的血液里也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准也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的家里又出了一个同样的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同样也把一切都抛弃了。

妈妈自从跟上了父亲,并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爸爸依旧口到队伍里,每天仍然是行军打仗,带着自己的骑兵连驰骋在战场上。母亲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过着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很早就参加工作了,而且在当年的肃反中还抓过特务。我见过妈妈因为那次的行为而得到的奖品。

在近些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是不是动员女工回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议。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动员所有的妇女离职回家。在那一年。妈妈也响应厂党的号召,回到了家里,后来,妈妈因为跟着父亲东奔西走,最后把工作关系失去了,不得不在很多年以后,又重新加入工作。

母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为了这些事情不断地啼啼叨叨。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证明自己的出身和工作经历,才不得不给北京的一些同志写信。幸亏当年姥爷的一些老上级还在,他们来信证实了我的姥爷曾经是党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

这份材料我亲眼见过。可是,当我们接到这份材料的时候。我的姥爷已经在十年前死去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他的脾气一直很坏。

在我的记忆中,姥爷就像一个军阀,不管坐在哪里,腰板都是直直的,他习惯于把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威严得像一只老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

姥爷走了,直到最后也没能证实自己的历史。

母亲抱着孙子又亲又笑,没完没了,虽然她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但是我心里明白,妈妈在对孙子的爱抚中,也在原谅着我。

在母亲的病床前没呆几天,我就被叫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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