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八章 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  1985年

演讲日期  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学历

1939年  罗马大学(university of rome)(法律)学士

1944年  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社会科学)硕士

经历

1942年~1944年  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讲师

1943年~1944年  1946年~1948年新社会研究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9年~1950年  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经济学副教授

1950年~1952年  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2年~1960年  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与产业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  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2年~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与财务教授

1970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国民所得与国际贸易》(national income and internationaltrade),与内舍(h.neisser)合作

《生产、存货与劳动力之规划》(planning production,inventoriesand workforces),与他人合作

《通货膨胀环境中稳定住宅新抵押设计》(new mortgage designs for stablehousing i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与莱沙德(d.lessard)合作

《莫迪利亚尼论文远》(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

准备这篇演讲的过程,带给我颇多乐趣。借着回顾以往,我重新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关联之处。当我看到指定的题目:“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时,真有点吓了一跳。既然谈的是个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须由低等状态开始,然后交待如何进展到更高的层次。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非议,不过有一个关于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争论的故事,我认为相当有道理。那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腔:“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有本事作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毫无惧色地跳出来说道:“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与夏娃之前,先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了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还有这样的能耐?”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样的景象?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这是由谁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诸位报告的就是我个人对混沌所作的贡献。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叙述个人生涯的故事时,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个有关诺贝尔奖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奖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运气?在我获奖之后,许多人写信问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条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几小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你需要许多著作,也必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运气。我自己这一生就极受幸运之神的眷顾。其中头一桩幸运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许就是娶瑟琳娜(serena)为妻。当年我还是一位年轻毛躁的小伙子,很难想像未来能够搞出什么名堂,不过幸运的是,她陪我一路走过了这段人生岁月。我相信,她想证明自己嫁给这个毛头小子是项有利的投资,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觉在这项投资上大获成功。

在意大利的岁月

现在,让我来谈谈个人成长的历程。我在互9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年轻的岁月就在法西斯主义高唱入云的情形下度过。家父是罗马著名的小儿科医师,家母则是献身于社会工作的义工,我还有一位兄长。在家人充满关爱的保护下,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相当固执,除了这点之外,我的早年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但我有幸进入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高中就读,这所位于罗马的高中曾经产生了许多位教宗、枢机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职人员.我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们伟大的心灵的确弥漫在校园中。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试着跳级,直接进人大学,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于是我就在17岁那年开始了大学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学制提早了两年。

不过,我当时对于自己未来要作些什么尚无主见。由于家父是医师,所以大家认为我该研读医学。家父在我年幼时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绍箕裘。但在走向注册窗口要签下医科的申请表格时,我闭上双眼,想到的尽是鲜血!一想到血,我就脸色惨白,因此我当下决定,最好还是和医科高得远一点。那么要作什么好呢?我个人对其他学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就采用了当时最时髦的作法:进入法学院就读,那时法学院的出路相当多.法律方面的课程,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可以自行运用的时间相当多,除了准备考试需要稍微抱佛脚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课堂的讲授并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课。为了打发时间,我在不经意间开始涉入一些经济方面的活动。由于略通德文,一家同业公会于是要我把一些文章从德文翻为意大利文,我由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德文的经济问题文献。在我翻译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关于价格管制的问题。

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阈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唯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作暂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人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的训练,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陷讲”(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则是消弥冲击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money)。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子学院(new jerseg college 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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