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九章 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1986年

演讲日期:1987年10月28日

出生日期

1919年  10月3日

学历

1940年  中田纳西州立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college)学士

1941年  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硕士

1948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

经历

1948年~1950年  田纳西大学副教授

1950年~1951年  田纳西大学教授

1954年~1956年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56年~1962年  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经济学系(james wilson department ofeconomics)教授

1962年~1968年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麦克莫泰尔经济学教授(paul g.mclntire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68年~1969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经济学教授

1969年~1983年  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学院与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ic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荣誉教授

1983年~  乔治梅生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哈里斯客座教授(holbert l.ha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

重要著作

《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体系》(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与塔洛克(g.tullock)合著

《自由的限度》(the limits of liberty)

《赤字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与瓦格纳(r.wagner)合著

《宪法合约的自由》(freedom in consitutional contract)

《课税的权力》(the power to tax)与布瑞南(g.brennan)合著

《法则的理由》(the reason of rules)与布瑞南合著

《自由、市场与国家》(liberty,market,and state)

《经济学:在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economics:between predictivescience and moral philosophy)

《宪法经济学探索》(explorations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作一番个人的辩证。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找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乏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持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作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作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作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e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内,不致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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