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十章 索洛(robert m.solow)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  1987年

演讲日期  1988年10月13日

出生日期  1924年8月23日

学历

1947年  哈佛学院学士

1949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50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50年~195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助理教授

1954年~1958年  麻省理工学院统计学副教授

1958年~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73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写多夫曼(r.dorfman)及萨缪尔森合著《资本理论与报酬率》(capital theory andthe rate of return)《解说成长理论》(garowth theory;an exposition)

说真的,我应该先警告各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尽量少提自己的事,虽然今天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这么作,并不是要刻意隐藏些什么。我倒希望,我有许多值得隐藏起来的事;至少那样好像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相当刺激。我主要是认为现今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这种现象最危险的例子出现在总统大选上,好像候选人的眉毛长得如何,比他的政见还来的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这种媒体更适合谈眉毛而不是经济理论。不过,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也不尽能解释所有的情况:像是绝大多数事物的心理层面、跟人物有关的书籍相当畅销、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十名中,有七本是传记类,还有大家津津乐道雷根先生和柴契尔夫人的“个人关系”,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当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与柴契尔夫人!)不过幸运的是,在谈到对个人的兴趣上,学术界里头的经济学家好像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华特斯(barbara walters译注: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和我说,我看我也没什么好和她说的。

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象征。(“索洛教授,请躺下来,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我并不想刻意顾左右而言他,来规避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希望把焦点稍扩大到社会与知识界目前的潮流。

兴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冯纽曼去世后不久,当时《计量经济期刊》的编辑史卓兹(robertstrotz)向我约稿,请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冯纽曼和阮赛这两位,在本科研究之余,是对专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影响最重大的非经济学家。(就影响力来看,霍特林应该也可以名列同级,但是他和经济学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事实已经可以称为兼职的专业经济学家了。)我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当时我的确深思了一阵。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冯纽曼是怎么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于是我问了一些我认为能够解答的人,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后来,我就写了封信给孟格(karl menger——其祖父系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开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为他在维也纳主持过数学讨论会,冯纽曼、瓦德以及一些经济学者都曾偶尔出席。孟格对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复。他说,在奥匈帝国,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

我成长于30年代,高中毕业时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3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人人都对经济学有兴趣。其实不只是经济学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聪明的高中学生所关心的不只是经济大恐慌的问题,也包括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的崛起,当然这些事件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息息相关。生活中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些现象,或是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相当重要的。我想上面的叙述已经为经济学界的现况以及近期的演变透露了讯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毕业的。当时,我比我的同班同学小了一两岁;不过1940年18岁的人,如今也66岁了。所以,再过几年,在活跃的经济学者之中,恐怕已不会有人对30年代有清楚的记忆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经济大恐慌而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者,很快就要从工作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观经济学者的眼中,“景气循环”是一低度变异、自我相关不大、稳定而随机的过程,依循着一个大体令人满意的趋势而产生。这样的观念架构,和我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那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作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 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騒。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当时,他为我作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当作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了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 and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上的细微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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