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一章:刘易斯(w.arthur lewis)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1979年

演讲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学历:

1937年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士

1940年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8年~1948年    伦敦大学讲师

1948年~1958年曼彻斯特大学(unversity of manchester)杰文斯政治经济学教授(stanley jevons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年~1963年  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副校长

1963年~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麦迪逊客座教授(james madison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重要著作

《经济计划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

《经济成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order)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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