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四章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1970年

演讲日期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学历

1935年  芝加哥大学学士

1936年  哈佛大学硕士

1941年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0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4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1947年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1955年  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1945年  弗莱契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重要著作

《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学》(economics)

《线性规划写经济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analysis),与多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经济学文选》(readings in economics)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a.samuelson)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的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mlichael 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总体经济学的盾牌。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晕眩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到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接下来要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unner 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褴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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