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五章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1976年

演讲日期1985年3月21日

出生日期

1912年7月31日

学历

1932年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学士

1933年  芝加哥大学硕士

1946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经历

1937年~1940年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

1940年~1941年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5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48年~1963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3年~1982年  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paul snowden russelldistinquishe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53年~1954年  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visiting 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  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wesley clair mitchell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1967年冬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

1972年冬  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  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

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二十二位得奖人中,有十二位来自美国,四位来自英国,两位来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别来自四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三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十二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除了这九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gāo cháo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茨(keats)《希腊古瓮詠》(ode on a grecian urn)的最后数行诗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尽在此,这世上你们每人都知道,你们每人所必须知道的也尽在此。”

第三项事件,或许应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发生在我大学阶段。我的母校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不过1928年我入学时,还只是小型的私立学院,但已开始改制为州立大学的程序,作法是设立优厚的奖学金制度,由新泽西州政府提供经费来源。我就是靠争取到其中一项奖学金,才得以在不用负担学费的情况下进入大学。

和当时大部分移民一样,我的父母一贫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贫穷标准来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于这项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就去世了。无论如何,靠着州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再加上四处打工,像是到餐厅当服务生、在商店当店员以及暑期工读等等,我不但在大学期间自食其力,还小有积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费用。

基于对数学的兴趣,我原本计划主修数学。当时我还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会用到数学的行业,只有保险业的精算师,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这一行发展。精算师是一项高度专业的行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精算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会员资格。在大学期间,我参加过好几次相关的考试,有些及格,有些则没通过——这大概是我记忆所及唯一失败的考试经验。

知识经济学

在偶然的情况下,我选修了几门经济学的课程。这也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因为当时罗格斯大学经济学系网罗了两位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对我的一生影响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后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的理事主席,目前则是美国驻前西德大使。当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业于他门下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在后来的接触中,他不断灌输我科学上求真、精确与一丝不苟的信念,对我日后的学术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位改变我一生的老师是琼斯(homer jones),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班修业,来罗格斯大学只是兼差性质。他们两位在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挚友。

琼斯后来到圣路易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副总裁,负责经济研究工作。他对美国的金融情势了解深入,在这项职位上对美国利率的走势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所有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的出版品无疑最常被学术研究引用,这全应该归功于琼斯。

假如不是幸运地结识这两位杰出人物,我的一生将会截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机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项巧合。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为到底要继续读数学或经济学而访煌。像所有依赖经济支援的年轻学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作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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