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六章 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  1982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学历

1931年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学士

1932年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硕士

1938年  芝加哥大学博士

学术经历1936年~1938年  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1938年~1946年  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1946年~1947年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

1947年~1958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58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华尔格林美国机构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charlesr.walgreen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1977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economy and the 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与国家:管制论文集》(the citizen and the state:essays onregulation)

《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产业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生产与分配理论》(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

科学界有项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在专业领域发挥影响力,那么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要能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人。假如不能为当代人注意,他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某些曾遭忽视的科学家,纵然可能因后世发掘了其杰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却无从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对效用理论(utilitytheory)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库尔诺(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许对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后进学者的寡占理论有所影响,但是经济学界谈到寡占理论的发展时,都是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而不会追溯到库尔诺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声

在当代得享盛名,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名声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领导一时科学风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纪录中会逐渐褪色。今天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大概不会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讨有关美国经济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的论文,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但汉森现在却无法享有他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兴。即使是钱伯霖的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理论,于今看来显然也无法为经济理论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学的创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创造力——必须为当代人士所认可,否则那将只是个人的成就,而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成就。参与这一系列讲座的经济学者,至少都满足了研究成果为当代所认可的这项条件。至于他们的贡献,是影响深远,抑或只是一时的风潮,则有待后世的认定了。

怎样才能在经济学领域发挥创造力?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相关的条件已经起了一项基本的变化。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19世纪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还有可能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经济学界的重要成就或贡献,绝少出自非经济学家之手。像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或甚至瓦尔拉斯与埃奇沃思,他们的经济学知识是自修而来,并未受过专业的正式训练。即使是近代,在经济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经济学者,我能够举出的也只有阮赛(ramsey)、霍特林以及冯纽曼等寥寥几位;当然,他们个个都是非常高段的数学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是在什么条件下获得的,就必须深入探究当代学者求学与工作的情况。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创造力,但却是创造力得以发挥的不可或缺条件。因此,接下来我将用半自传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经济学之路,尤其着重说明我所经历的训练与工作条件,是如何影响我研究的问题与使用的方法。

我生长于西雅图,也一直在那里接受教育到大学毕业,取得了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企管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为了避免失业,我在华盛顿大学待了一年多,然后再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上这几个句子涵盖了我求学过程的22个寒暑,细节容后详述。家父与家母分别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酿酒师,但在美国颁布禁酒令后,无法再以酿酒为生,因此萧条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地区以买卖及整修不动产为业。在大学之前,我对功课并不认真,各类书籍则是囫囵吞枣,谈不上有系统地研读。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成绩优异,但却经常选错课程。我自己缺乏判断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无法给我指引,因此我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就是没有选修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我后来相信一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个领域钻研的程度以数字来表示,那么大学部和研究所的训练,可能是一与八之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证明。华盛顿大学虽有几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者,但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师。

西北大学打开了我的眼界。不过同样地,我还是选修了太多实用的课程,这次比较偏向于都市土地经济学。当时,我的老师是干练也善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者伍德伯格(coleman woodbury),我决定以学术作为终生职业,受他的鼓励极大。不过,1933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对经济学的了解可以说近乎一张白纸。当时我自己并不了解这点,毕竟22岁的年轻人还不太懂得谦虚。

名师风范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还是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后从美国财政部返回校园的威纳。

奈特是一位杰出但有点不循常规的老师,他的教学天马行空,不断变换讨论的主题,但却一再反复强调自己的论点。在经济学史的课程里头,他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对自李嘉图以下经济学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见与错误,他也是津津乐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学生无不受其影响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识的追求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与证据的优秀学者,也难免遭遇重重困难。

西蒙斯是亲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们,身为弟子者仍可独立思考,对老师的某些理论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标。西蒙斯认为,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危机中,西方世界的自由与经济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则是从比较开阔的眼光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行史;当时存在的危机固然很严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会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决掉。反之,西蒙斯却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机一定要妥善处理,否则文明的基本价值将遭摧毁,因此他也一生致力于这项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两位都成功地灌输了我一个观念,事实上他们可能强调过度了,那就是在科学的研究工作上,名声大或官位高都无足轻重。他们谆谆告诫,要细听论点,详查证据,而不要在乎对方身份、学历及年龄。在这种藐视权威的教育下,养成了我们一种特别的倾向:比之于早期的观念,对当代的观念与想法更应该以存疑的态度来看待。然而,当时老师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区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学中间接表达出来,因此当时我还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别。他们会举例说明,李嘉图以及马歇尔这些前辈大师,就算是他们的错误与缺失,也比当代一些无意义或不成熟的论点,更值得我们留心注意。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学生自可据以推论,早期经济学家的成果已受过时间的考验,因此较值得尊重。

隔年,威纳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风完全不同的学者——博学多闻,教学风格严谨而系统化。威纳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个体经济学理论扎实训练的传统,也包括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三0一课程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几近于畏惧。我仍然记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学生列出决定商品需求弹性的因素,这位同学一开始答得还不错,但不久后就误把供给面的因素列了出来,只见威纳冷冷地说:“某某先生,你不是这一班的学生。”威纳的说词也引发了班上同学的紧张情绪。不过在课堂外,他倒是亲切而乐于帮助学生,而我对他的敬意也与日俱增。

与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同学,当然,与他们交往方式与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发现了弗里德曼的才华:逻辑清楚,视野宽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别人的论点——也能很快地发现别人的缺失。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深刻的影响。

沃利斯处事干练而有条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他有朝一日会当大学校长。一年后,萨缪尔森这位大四的学生出现在我们研究所的课堂上,很快地我们就领教到他的资质不凡。和这些同学的接触[鲍尔定与卡尔生(sune carlson)也在其中],让我首次有机会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经常交流,也使我终生都珍视这种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由奈特指导,写的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题目。他一直以关怀与宽容对待我这位学生,不过回想起来,其中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于他作风强势,要求很高,因此长久以来我所阅读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过他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日后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成形阶段》(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theories:the formative period),因为其中奈特的观点过多,而且论文本身也不够成熟。

教学相长

1936年,我离开芝加哥,开始在爱荷华州立学院(iowastate college)任教。此时我对数学是一知半解,价格理论也仅略知一二,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史最为偏爱,但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则少有涉猎,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知识还真是乏善可陈。

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年轻经济学者当中,都是休兹(theodore w.schultz)号召而来。我还记得当年教第一堂课——经济学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几周要上的课程内容都作了提纲,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已经把把提纲的内容全部讲完了,剩下十分钟还是得撑下去,而以后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我很羡慕同事抱怨上课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无法将所有的教材讲完;相形之下,我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学富五车或口若悬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闲时间,我都在亚默斯(ames)撰写博士论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获得博士学位。我在那里碰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同事和学生,但就在即将于亚默斯安顿下来之际,我应迦佛(frederic 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苏达。

在明尼苏达,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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