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第七章 托宾(james tobin)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获奖年度1981年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学历

1939  哈佛大学学士

1940  哈佛大学硕士

1947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

1950年~1955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7年~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国企业准则》(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意外的奖学金

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

初生之犊

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 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姐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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