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

第六章 生命之剑

作者:海外百感集

出国留学之路,犹如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中间,有四渡赤水,有雪山草地,也有围追堵截。途中,有人会倒下,有人会脱队,有人会动摇,只有少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人才能最终走到目的地。

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则是学外语。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语录,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熟知,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在80年代以后。

中国的外语教学在“文革”中几乎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后期,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渐地恢复起来。我在小学先是为了“反帝”学英语;到了初中,又为了“反修”而改学俄语;上了高中,又改回来重学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在小学学的、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用的两个英文句子:chairmanmaoisourredcommander。wearehislittleredguards。(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80年代开放之初,中国青年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大学时的一件轶事:一个女同学在食堂吃完饭,推门出去的时候,碰撞到了一个正要从外面推门进来的男同学,于是万分抱歉地说了声:“thankyou.”(谢谢!)让门外的小伙子捂着被撞疼了的头回味了许久。在出国考试的考场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临考只有几分钟了,还有人抱着《广播英语》在临阵磨枪呢。在美国,一个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告诉我,他当年参加出国研究生统考时,英语考了高分。不过,那多半靠运气,因为英文试题是翻译恩格斯论《城市姑娘》的一封信,他英文读起来虽有不少力不从心之处,但对马列原著的中文译本却颇为熟悉,于是临场发挥得格外好。

想出国留学,就先要学外语,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个翻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于是,外语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国青年实实在在的“人生斗争的武器”了。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年轻人学外语的热情迅速高涨,而且变得无法遏制,我当年工作过的报社里的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同事说,上班时,要少用点脑子,留着脑子回家背外语单词。

1989年4月,在出国前,我报名参加了一家名叫“光华”的外语补习学校的“托福强化班”。学校设在西城区的一所中学里,利用晚间空闲的校舍开课。

我的课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学期两个半月,学费150元。同时,学校还开有其它班,像什么“语法精修班”、“高级会话班”、“商业英语班”。学校广告上吸引我的是:“由留美硕士、美籍人士授课”。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学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搭话。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出国留学而走到一起来的。

上了两次课,笔记记了三页,学校负责教学的那位老职工来到班上,宣布换教师。…

新来的老师是一位叫贝尔的美国小伙子,黄头发,蓝眼睛,看上去不到20岁。他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像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周游世界,一边漫游,一边教英文。

新老师的英文自然是完美无缺了,只是他那时大概还根本没听说过“托福”什么的。

第一天上课,他坐在讲台上,告诉大家他准备教大家一些真正的英语。当然,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不过,贝尔的课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语,而是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感受。他说,他有时不理解中国人。一天早上,他骑车从东大桥上过,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围在旁边看。使他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只是围观,可没有人上去问一声:怎么回事?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理由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应该上前去问一问;你要是不想管,就赶紧走,别站那儿围观。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外语“强化”过程因“六·四”事件而中断。

令人惊奇的是,7月初,当北京的秩序稍一恢复,这所外语补习学校就顽强地复了课。可惜,当时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的最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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