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一千天》

第十七章 求学篇--报名

作者:海外百感集

一晃的功夫,那决定命运的1984年10月便来到了。东洋大学的招生考试将在10月29日和30日两天举行。对于初到海外,初次经历外国大学考试的我来说,那实在是两天既神秘又恐怖的日子。强烈的上学愿望与对考试的不知所措扭结在一起,使我无法控制内心的战栗与不安。可别考不上,一定得考上!这声音终日在我耳边萦回。

对于日本大学之难考,我是作了不少思想准备的。而对于日本大学之难报名,我却连作梦也没有想到。报名,那有什么!到学校报名处报上自己的名字,再领一份准考证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谁料想,日本的皇历偏偏与中国的不一样。

从10月4日到10月8日五天时间,是东洋大学外国考生报名的日子。全然没把报名当作一回事的我,原本是打算最后一天(8日)去报名的。可4日那天,看到同校十几个想考东洋大学的同学一窝蜂似地都跑去报名了,我便也有点儿心动:早报也好,早点省心。于是就打算第二天(5日)去。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五,因为舍不得放弃森户老师的课,所以直到吃完中午饭才不慌不忙地去报名。

一进学校二号楼走廊,我便吃了一惊。那从报名处拐来拐去延伸出来的队伍竟有那么长。难道留学生全都涌到东洋大学来了?我无可奈何地站到队伍后头。

时间仿佛是有意地放慢了脚步,而那队伍前进的速度更是慢得熬人。不过是报个名,领张证,怎么至于这么慢呢?真纳闷儿。正站得腰酸腿疼,抬眼看见我认识的一对马来西亚姐妹从报名处出来,脸上布满愁云。我便招乎他们:“报完了?”

“嗯,没报上。不发给我们准考证。”

怎么不有这样的事?我惊讶了:“为什么?”

“说我们不够十二年学历。”

“什么十二年学历?”

“就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十二年正式毕业了才行。”

“那你们?”

“我们在马来西亚上的是华语学校,差一年不到十二年。”

“不能跟他们好好说说吗?”

“唉,嘴都快磨破了。他们只咬定这是日本文部省的规定。”姐妹俩的眼圈儿红起来:“好不容易出来,就是为了上大学读书。父母兄弟全对我们寄着希望呢……”

“如果到别的大学试试看呢?”我试图开导她们。

“全一样,只要是日本的大学。因为对他们日本人来说根本不存在问题,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全是义务教育,谁都必须读完十二年。可我们……”

谈话之中,又见不少碰了钉子的人忿忿不平地走出报名处。我突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书包去摸那叠厚厚的材料--毕业证书,推荐信,成绩单,履历表……没问题,我对自己说,上过中专还上了职工大学,早不止十二年了。他甭想卡住我。然而,刚才还满不在乎的心却不由得提了起来。万一不是因为考不上,而是因为报名报不上进不了大学,那才叫冤枉呢。

那蜗牛般慢吞吞爬行的队伍直到下面午4点半才算把我带到了报名处的大桌子前。我打开书包,一件一件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递到坐在桌子对面的招生人员手里。这是一位相当年轻,漂亮的女事务员。她接过材料慢慢地,一丝不苟地翻阅着。我仿佛在面临着一场宣判,我的心跳加速了。她终于把头抬起来,用由于太疲劳而带着倦意的眼睛望着我,发问了:

“你没上过正式的初中,高中,只上过中专?”

“对。可中专就相当于正式的高中。”心跳。

“你中专并没有念完,对吧?”

“念完了。看,这是毕业证书。”我用手指着那个红皮小本本,指尖微微发凉。

“毕业证书我看见了。可是你的履历上写着,你看,毕业之前一两年你就离开学校到农场去了。没错吧?”

哦,下农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那是因为……”我如何才能用几句话将这曲折,黑暗的一段对她讲清楚呢?冒汗。”但是我有毕业证书呀!”

“我不明白,没有把全部课程学完,你怎么能得到毕业证书的呢?”

“那是学校后来补发给我们的,正式补发。”心头冒火。

“补发?”那双疲倦的眼睛突然睁圆了:“没有学习,怎么可以得到学历呢?对不起,我无法对这毕业证书予以信赖。”

我差一点跳起来!难道是我不愿意完成学业吗?难道是我情愿丢掉专业去插秧,拔草,喂猪,脱坯吗?难道我愿意让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旋涡中丧失殆尽吗?可是,这一切,我怎么才能对她说清讲明呢?我强压心头火,对她说:

“请问,您听说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这一问不知为什么竟然使她笑起来:

“每个从中国来的人都喜欢谈文化大革命。”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一段历史事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可是很遗憾,这里是日本。我们有我们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不能改变。”她的声音很温和,但那话分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无奈中我只好又拿出另一个挡箭牌:

“我在职工大学还学习过四年,全加起来够十二年学历。”

“职工大学,”她缓缓地翻动着我的职工大学成绩单,“这……是一种什么大学?不是夜校吗?”

“不,是为成人办的大学。”我一口咬定。她的的眼睛却充满着狐疑:

“从名称上来看,这可不象一所正规大学。这种学历恐怕……”

“我们国家是承认的。”我斩钉截铁。

“是的,你们国家。可到了我们这里,却……“她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微笑,动手将我所有的材料归整到一起,往我面前一放:“对不起,很抱歉,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无能为力。”

当头一棒!几个月来,不,几年以来的美好梦想如同一件撞击在石头上的精美器皿,顿时粉碎。这现实实在太难以让人接受了?难道千辛万苦的一场奋斗就这么一下子吹了?我不能甘心!

我象一条被大浪冲到沙滩上来的鱼,鼓着一双眼睛,竭力抽动着双腮,固执地要作垂死挣扎。

那女事务员早已示意下一个报名者上来了。那是个从台湾来的男青年,戴着宽边眼镜,半长不短的头脑发用头油梳得溜光水滑,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他把从小学到高中一张张如同大奖状似的毕业证书,用英文书写的推荐信,一一递了上去。那神情里分明流露出某种得意与骄傲。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同样是人,是青年,想求学,我的各方面能力并不见得就比他差。但仅仅在“学历”这么个客观因素上,我却要由于中国政治上的一段曲折而被剥夺求学的权利。本来,白白地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就够惨的了,难道现在想弥补失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吗?

那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猛然扭动着全身跳了起来。我一步上前把退回来的材料又固执地推到女事务员面前:“很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有毕业证书,按理说,学历能够得到承认。”

“但你中专的学习没有期满,”她把脸转向我不紧不慢地说:“职工大学也不能被认为是正规大学。到这里来报考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

“但考大学主要应该是凭能力呀,有学历并不等于就有能力……”我真想跟她进行一场大辩论,给他们日本人脑瓜子通通气。没想到那个台湾来的学生不耐烦了:

“各国总有各国的章程喽!你以为你们那边的一套在哪里都行得通?”

我被那尖酸刻薄的目光与声调大大激怒了。但,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我只向他投去刀刃般的一瞥,谁输谁赢咱们走着瞧!我用极严肃的口气问女事务员:

“如果中国大使馆给予证明,承认我的毕业证书有效,承认职工大学正规,那么我的十二年学历就不存在问题了吧?”

“那当然。只要你能拿来中国大使馆的证明。”

搁浅的鱼终于又冲进了大海。我飞身而出,恨不能坐上火箭到大使馆去。我坚信只要到了大使馆就会一切逢凶化吉。日本人不了解我们,大使馆还能不了解吗?跟日本人说不通,跟着大使馆还能说不通吗?大使馆不支持我们还有谁支持我们(拯救我们)呢?

遗憾的是,时针已经指向5点。花一个多钟头赶到大使馆,人家也下班了。只有等明天--星期六。一大早起来我就去向他们求救,然后再返回来找招生的算帐!我想,明天准是个大晴天。

然而,第二天却是阴雨绵绵。我冒着霏霏细雨,怀着一腔希望赶往使馆。来日本半年了,我还没去过大使馆。并不是不想去,而是总舍不得失去一次次上课或打工的时间。中国大使馆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在北京常见的外国驻华使馆:漂亮的洋楼,五花八门的国旗,站岗的卫兵。我想象不出,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大街上,在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建筑,店铺丛中,有一小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一座中国式的建筑,飘扬着我们庄严的五星红旗。这该是一种什样的气氛呢?我在小雨中匆匆行走着,寻找那亲切的五星红旗。大使馆终于被我找到了,奇怪的是却没有见到国旗。又厚又重的铁门紧紧关闭着。

怎么回事?我问在一旁站岗的卫兵。被告知,星期六和星期天使馆不办公,休息。星期六也休息?我着实大大地吃了一惊,这真叫入乡随俗呀!但日本的公司,企业也不都是星期六休息呀。这可好,大使馆连着两天不办公,到了星期一(10月

8号)--东洋大学报名的最后一天,万一要是大使馆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开证明,……不就全完了吗!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他们说一说。我请卫兵开门放我进去。他指指大门旁边一个小窗口,让我按那里一个电铃与里边联系。按了两下铃之后,“有什么事?”小麦克风里传出了问话。

“我是中国留学生,遇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今明两天不办公,你星期一来吧。”

“对不起,这事儿很急,务必让我进去一下,行吗?”我恳求。

里面的人犹豫了片刻:“那你进来吧,不过,现在谁也不在。”

我身边一扇小门突然神奇地自动缓缓打开了。一条又宽又平的甬道展现在我眼前。甬道两旁的浓荫中正烂漫地怒放着桂花。那浓郁醉人的香气使人想起彼岸的祖国,故乡,一股柔情漫上了我的心。

在前厅值班处,那位刚与我进行过无钱电通话的人简单地听了我的“遭遇”:

“象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是归教育口负责的。你得去找他们谈。不过教育口不在大使馆里,在别的地方。你拿着这张地图,按着图不算难找,就是这一段路没有电车,你得走。”

又得跑腿儿!

“我说,”他补充道:“今天放假,不办公,你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算了吧。”

可是难道能不去碰碰运气吗?我又开始了寻觅。穿过一条条街,走过一条条路,总算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找到了地方。这儿的确是一派放假的景象:大门关闭着,不大的庭院里静无人声,那幢陈旧的三四层小楼的门却是虚掩着,我推门而入。

前厅很幽暗,没有一个人,死静。我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还是没有一个人,死静。直到三楼,才听到声音了。那是一个女的在大声讲中国话。象迷失在深山里的人突然发现了灯光,我立刻感到了希望。找到那个传出说话声的房门,一听,才知道她是在给谁打电话。我便没有敲门,等待着。谁知,那电话竟打得无比漫长。一个十分钟,又一个十分钟过去了,眼看时针已快指向11点半。我心急如焚,又累又烦。看来若没个什么人打断她,她准能把电话打到下个世纪去。

正巧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来。算是老天有眼,她终于不得不结束了电话漫谈,去接另一个电话。幸亏那个电话不长,听她刚“咔嗒”一声放下听筒,我立刻不失时机地敲响了房门。

“谁呀?”

“对不起,是我。”

“你是谁?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看见在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颇有些年纪的梳着短发的女同志。我的唐突出现,显然使她有些不快。我连忙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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