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红尘》

第017节

作者:海外百感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慾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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