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红尘》

第021节

作者:海外百感集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躶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 english is betterthan i 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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