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30、仗义疏才救贫民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中国有句古话曰:“苟富贵,勿相忘”。然而,有许多当年的知己伙伴,深深体会到的却是:“大家在一起能患难,却不能共富贵。”

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尽管中国人都加强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却不懂得生意场或人生路上更需要建树的乃“共营”精神,宽容互助态度。传统意识中最恶劣的小人是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之辈,是那些“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穷而作骄态”的嘴脸。可是,何贤可算例外之人,他的义行善举常令人惊讶,有时大方到他的家人也深感意外……

战时饥饿的感觉,令澳门贫民记忆犹新,而50年代因本地经济萧条带来的饥荒,却是需要穷人富人一同携手相助熬过去的。无论怎样,这块土地亟待重整,经济需要一段时期方能复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何贤在富商中带头关心民众,并千方百计救助他们。当时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又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这都是办慈善事业的基础啊!尤其不能小看镜湖医院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还曾在这里义务做过医生呢!

澳门庇山耶街,有一间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同善堂。何贤虽然没有担任该堂的具体职务,但这里历年举办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事实上同善堂一直得到何贤的鼎力支持。

何贤为了穷苦人带头解囊,领衔募捐,因而同善堂的全体同仁从未把何贤看作“外人”,后来索性就将他视为本社会团体的领袖。从1950年起,同善堂开展的赠医、赠葯、施粥、施衣等赈济活动中,都得到何贤捐助。其中一次为贫民施粥活动中,何贤一次就送来2.3万元,当时受惠的贫民多达数千人。到1953年6月,持续两年施粥后,善款经费已告罄,同善堂的人去拜谒何贤。何贤听后二话没说,叫他们再施粥两个月,经费全部由他负责,而后,又捐了6千元给同善堂继续施粥。1956年9月24日,何贤给澳门穷苦人派发米券,一天就发了四十多万斤米。

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问题,这期间何贤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礼金和宴会款转给同善堂,作为救济基金备用。

1952年9月3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友:“凡慾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葯仓、制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刊有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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