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8、商海觅得生死交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何贤不像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套理论武装着头脑。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败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忽听说最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那兑换券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凯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又落空了。1936年,人们甚至已用这种纸币生火,小孩子当花纸玩了。现在,却是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儿看涨!“里面一定有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这一天,他没像往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些贪官污吏刮起的。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元兑换券。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何贤就抓住这次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地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就行。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激烈。可由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1939年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后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何贤逝世时,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至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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