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第02节 师范生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慾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騒》、《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慾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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