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

第25节 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作者: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⑩。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⑾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⒀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⒁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⒂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⒃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⒄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⒅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⒆,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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