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第9节 千钧一发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我知道,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了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批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我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葯的袋子,俯首帖耳,跟着出去。家里的两位老太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走。她们也同我一样一言不发。当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中的时刻。走在路上,我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我的态度恶劣至极,竟敢反chún相讥。今天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煞煞我的威风。我只有洗耳恭听,一声不吭。我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我头上盘旋。我以前看过的那一些残酷斗争的场面,不意今天竟临到自己头上了。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说心里不害怕,那不是真话。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脑袋里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胡涂,乱成一团。我想到被绑赴刑场的场面。我还没有被绑赴刑场去杀头或者枪毙的经验。我现在心里的滋味是不是同那件事有点相似呢?我说不清楚。事实上,我认为还不如杀头或者枪毙,那只是一秒钟的事儿,刀光一闪,枪声一响,我就渡过难关了。现在我却不知道,批斗要延长多久,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折磨人的花样……

一路之上,我不敢抬头,不敢看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我想到鲁迅的小说:《示众》。我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我周围必然有一大群像小说中所说的观众。他们大概也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惜我不可能也无心去聆听他们的议论了。

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就被押解到一个地方。我低头看到地面,我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我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还没有堵上,我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有的声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觉得人影纷乱,我只听得人声嘈杂。到场的人一定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中国古代的哲人强调人禽之辨。他们的意见当然是,人高于禽兽。可是在这方面,我还是同意鲁迅的意见的。他说,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决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禽兽比人要好,它们爽直,肚子饿了就吃人或别的动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兽比一比,究竟怎样呢?

这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时我只是一头就要被吃的牲畜,我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胡涂。我面壁而立,浑身的神经都集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在准备着,承受拳打,承受脚踢。我知道,这些都只能算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哩。

果然,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胡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天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

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命拣到了,很好。但是拣来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批斗开始了。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比上次少了一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我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我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我明白,这是陪斗者。我在东语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培养出来的教员和学生,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心里暗暗地佩服。还没有等我思想转回到现场来,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我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么地方。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我先声明一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再变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楞,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我也不知道,读语录会起什么作用。是对“革命群众”的鼓励呢?还是对“囚犯”的震慑?反正语录是读了,而且一条一条地读个没完。终于语录结束了。什么人作主旨发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过家的学泰语的王某某——,历数我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但是没有感到什么忿忿不平,——惯了。他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宇宙间真仿佛充满了正气。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我在大饭厅陪斗时,只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这声音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次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经鼻青脸肿,没有镜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此时我想坐喷气式也不可能了。围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学印地语的郑某,学朝鲜语的谷某某,还有学越南语(?)的王某某。前一个能说会道,有“电门”之称,是“老佛爷”麾下的铁杆。后二者则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只须出一个女的铁杆社员,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千只脚了。何必动用你们武斗时的大将来对付我呢?你别说,这些巨无霸还真克尽厥职,决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了。

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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