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第17节 牛棚转移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唯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单纯一声hello!现在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唯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楼,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体攻击。从震耳慾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痒”,我“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想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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