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第18节 半解放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一九六八年,进入了一九六九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慾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端,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明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是青年人,活泼爱动。学习休息时,他们就吹拉弹唱。有一个同学擅长拉二胡,我非常欣赏;但又不敢忘形。年轻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则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气氛很不协调。

但是,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一些波澜。我回忆所及,首先就是党费问题。我上面已经谈过,在“黑帮大院”中,交党费是犯忌讳的。我当时自己不能领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我的年迈的婶母代劳。她每月到外文楼东语系办公室去领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费。作为“黑帮”的家属,她没少听到闲话。特别是井冈山“黑帮”的家属,更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奚落。老人没有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在这个情况下,她居然还怕自己的孩子丢掉党票,仍然按月交纳党费。东语系不知道哪一位党组织干部居然敢收下,而没有向“黑帮大院”通报。否则我一定会多挨上一顿打。我至今感激不尽。我婶母还告诉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对她没有奚落,而且还偷偷地小声对她说:“把钱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谈到这种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温暖,也总是感激不尽。

但是,到了四十楼以后,应该我自己交党费了。我这种非人非鬼的处境,却使我不敢厚着脸皮去交党费。此时党组织好像已经不再活动。我也不知道向谁交。如此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党费?”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等到支部决定开除我出党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所有拖欠的党费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后离开。”由此可见,我认为,留在党内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党费问题,我在四十楼颇有一些小小的无关大局的感慨。这一座楼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东语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东语系的男学生在四十楼也住了极长的时间了。我必然要经常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也遭受过无情的凌辱。我不想发那些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一类的牢騒。因为世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这样的人与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这种事情已经不值得再发牢騒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异常脆弱的。我不能成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也不想成为英雄。英雄是用特种材料造成的,而我实非其俦。我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小小的个人悲欢,经常来打扰我。何况“十年浩劫”决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决非小事。以我这个脆弱的心灵来承受这空前的灾难,来承受这一件极大极大的事,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见了。到了四十楼以后,我的处境应该说是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前途仍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触景生情,心里就难免有所波动了。

远的不必讲了。专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两年多来说,四十楼就能唤起我很多不同的回忆,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从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的大字报,鼻子里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是在四十楼。我被勒令交出“黑钱”三千元,又被拒绝接受,是在四十楼。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东语系“走资派”,口号之声惊天动地,我自己也颇想“对号入座”,是在四十楼。自己顶撞了“支左”的解放军军官而被判处“楼内游斗”,是在四十楼,

啊,四十楼!我本不愿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楼!

我现在又到你里面来了,第二次滥竽“革命群众”之中。

在延庆新华营

这一次我在四十楼呆的时间不算很长,大概是半个冬天,一个夏天,半个秋天。在这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队的进驻。只派不多的军官和士兵,也算是来“支左”吧。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北大师生员工的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在全校派性严重,一团乱糟糟的情况下,似乎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生机。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让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没有来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另有任用”。

根据什么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最好。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时我曾看到郊游时汽车上总载着一只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游玩够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杀掉,做成羊肉抓饭,吃饱了回家。我在新华营,在菜窖里搬菜。曾拉出来,被批斗过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年旧历元旦,奉召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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