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第2节 从社教运动谈起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己。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慾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把它当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哈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廿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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