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

第5节 快活半年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一九*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人“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莱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gāo cháo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二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慾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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