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

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作者:外国人物传记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内,如果穿上鞋袜,便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有一端还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纱丽”(sari)。“纱丽”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质料——译注。

②一般印度人,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是泊来品,习惯上是不用的——译注。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①。通常的“纳玛滋”②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①玛亚(maya)是印度哲学中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在英文里,常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②纳玛滋(namaz)是《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第二章 风  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騒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第三章 考  验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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