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

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作者:外国人物传记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躶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

“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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