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上)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宇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概,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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