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十一章 忆大寨之游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大寨我先后去过五次。

头一次接触大寨,是看刘德怀写的关于大寨的小说。头一章 写的是陈永贵在灾荒年头如何去赶集卖馒头,别人多要钱,他还按过去的老价钱要,写得挺朴素。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就答应到大寨去,谈谈稿子,了解了解情况。

这时候,“全国学大寨”的口号已经喊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学大寨运动的规模。到了昔阳县,进了大寨村,却只让我们在村子周围草率绕了一圈,没和一个农民谈成话。回到县里,见到一个宣传部的干事,大约是个知识分子吧。天已经黑了,刚挑水回来,一身是汗。他说:现在县里正抗旱。陈水贵提的:“没有见过的大旱,要没有见过地大干,来个没有见过的大变。”所以,全县干部、工人,不管干什么的,一律得跟农民一起,下地挑水浇田,而这里水太珍贵,挑一担水,一般近的要十里,远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担水,来回数十里,能浇十棵小苗。这样全体动员,一个人一天浇二十棵,要走八十里。这庄稼,是没法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计算的,简直是用人命换来的!这回我没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后来在县委招待所听别的客人说,要了解这里的事,只能找名记者宋莎荫,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来取经,这回碰见了名人宋莎荫。他知道我们是出版社来的,果然给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没有跟着参观大队进村,而由一位专门的讲解员陪同,走得也慢点。不过,我们新看到的也还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后治窝”,看了“苦人树、乐人树”,看了大寨展览馆,都是从报纸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来的。

所以,后来那几次,我本来没有兴趣再去了。那是没法子,身负“任务”,不得不去。又屡次进村,屡次参观。听讲解。记得其中一次,参观了人造梯田,四个农民连背带抬一块很大的石头,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当然,这样的梯田很美观。可是,田地由这样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个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块石头,中国人的劳力真是比牛力马力还要低贱了!当然,他们这样苦干,对这种精神应当佩服。可是当又一次进村,参观到刚建成的“人工下雨”时,我可不能不当时就“哎哟”一声了。这下雨的方法、原来是在一块田的周围,安装了若干根自来水管。好像公园里喷草地的水管一样,开关一开,管子喷出水雾。只是范围太小了,只有一亩地大小。如果中国的田地都用这种方法来下雨,那中国非首先工业化到钢铁比农田还要多才行。要不,哪里来这么多铁水管?

下午回到县城,已经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这里的县委宣传部打交道,就说:“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说吧。”那位陪同的宣传部干事却说:“这你不知道,昔阳的规矩和全国各地都不一样,这里的一切机关都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睁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这是老陈说的,农民有什么上、下班?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到机关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话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饭以后时间跑到县委宣传部去。果然灯火辉煌,虽然不是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人办公,反正坐着几个。有正看报的,见我们过来,推开报纸就谈工作。不一会儿,还把宣传部长陈明珠(陈水贵儿子)请了来和我见面。据他说,星期天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星期天。

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们发动起了全体职工献身的积极性。但是,这些人还是人。要他们不管家务,一切推给老婆,也许可以。但要他们不管孩子,不休息一会儿,不买东西不上街,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难了。这不得不使人做出坏的推测: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后来见到宋莎荫,他请我们吃饭。就在县委招待所里,里边有间小餐厅,平时我们进不去的,他随口叫菜,随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主人。然后他把县里准备培养的几个青年作者向我们介绍,他们不但要自己建设大寨,还要自己写大寨。这几位未来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个题目,文章还没有一个字,就这么跟编辑联系上了。

以后,大寨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过,并没看到太多新东西,却是人越来越多,排场越来越大。我记得又一次去时,还看见穿藏族服装、傣族服装的……真是全国东西南北的人,无不来此瞻仰,来听讲解员那无数次的重复。我们也又看见一点新建设,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刚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让它“平”的面积稍大一点。

宋莎荫也再次和我见面,这次显得熟多了。他跟我闲谈,谈老陈怎样一回山西就到昔阳,谈老陈家里的事。老陈给儿子陈明珠找了个很朴素的媳妇,陈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谈到他们关于大寨的宣传计划。关于这,老陈说了:“是你当副总理还是我当副总理?”显然这计划是宋莎荫提的。

计划不是区区一本书了,是一套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昔阳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县……当时我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一大套任务,而他说:“这是跟老陈商量好的,就要这样成套。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这时,这群年轻“作者”也已经在宾馆里出出进进,看样子已经脱产写作了。我无法可想,只有含糊点头,说以后再详议。

就在这以后不久,我最后一次来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轻作者的短篇稿子已陆续交卷,但经我们的编辑看过后,认为实在无法出版,这下子惹起了陈明珠在全国有关出版会议上愤怒的抗议,原来负责答应出这本书的编辑组长也不答应,而编辑人员们跟这本书打了多次交道,谁也不愿再去昔阳了。没办法,只好由我出马,带上—今从未去过昔阳的编辑杨匡满,另外还有我们出版社去编诗的、编舞的,也都在昔阳。

这次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让我们住进了新建成的“大寨宾馆”。尤其使我受宠若惊的是,因为宾馆宾客如云,高级房间不够分配,竟蒙宋莎荫特批,让我住进了这里为陈永贵特留的房间,引得我们社一群编辑都进来参观,说:“这次你可受到了‘国宾’待遇了。”但是,陈副总理这个房间究竟如何?按其设备来说,不过是一个普通宾馆的带套间的房间,尤其使人想不到的,是室内那些铺在茶几上的、垫在高脚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网扣之类的纱巾,连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农村小女孩常穿的红地绿花点子花布!不仅此也,好像怕台布滑下去,还在每个桌子角都用针线缝成个角角(也许是为了不必换洗?),台布变成了未完工的枕套,这个设备实在新奇。当然,这实在太土气,土气到任何旅馆也不会这么办。我当时就想了,除了陈永贵,别人谁也不会搞这个摆设。在这里,陈永贵让我们看了看他自己。

然后就该我们分头下去“采风”了,诗歌组要搞一本《昔阳新歌谣》。这本最容易,那时候村干部无人不会凑两句合辙押韵的,随便抄抄就是一本。编舞的那一本就相当困难,说是什么民间歌舞要在昔阳会演,要专出一本昔阳创作的歌舞集。这时候,音乐出版社已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虽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却也算挂名,我就跟她们下去观光了一次“采风”。地点是昔阳某村一个小学校,演员就是小学大约四五年级的女学生。内容是我们小时候谁都学过的表演唱。农村女孩对歌舞大约很难有机会接触,动作非常迟钝,配不上曲调。那位老编辑简直用尽平生之力,像给大乐团、名舞蹈家记录作品一样,记曲谱,画舞步,就是为了要出这本书。(后来还为了要出这么一本太麻烦的书,出版部说来不及,干不了,我不得不帮着音乐编辑室,要一切让路,把这本大寨任务书硬安排了进去,抢印出来。)

我个人的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这些模范村。

那是1975年,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只记得各村都向我们介绍,他们村原来的支部书记现在都到邻县当县委书记去了,模范的经验要推广嘛,所以现在昔阳附近各县,已经全由昔阳人做主,包了。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想到,这有点像殖民地政策,再过几年,昔阳的干部不愁出路,一个个出去走马上任吧——但是,当然不能光这样挖苦人家,看不见他们真正受的苦。有一个现任支部书记,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曾偷偷地对我说过一句:“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来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着脑袋在干的,我不得不为之默然。

参观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回到北京,那本书得出啊。别的过去跑过昔阳的编辑,都冷眼看着新责任编辑杨匡满,他既然没有成见,那就看他怎样编这本书吧。等他看完了,他却把稿子往我办公桌上一搁,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说:“我早知道是这样,哪用得着细看?你去瞧着办,凑合事吧。”于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书稿印数、发行范围单子上,有书稿质量一栏,一般编辑对于看中的稿子,总是填个“优秀”,勉强一点的,填个“中常”,杨匡满却在这一栏填上了“很差”两字。这是从来没有的。我也只能把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那些舞蹈诗歌的书,自然也都由各书的主管副总编辑签字发出。

但是这时我下了决心,这一次就凑合了,以后的《大寨丛书》可不敢再奉陪,慢慢拖着办,走着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阳去了。那个“国宾”别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使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后来又加上了深沉的愤怒。正在这时,我社的上级单位忽然来了通知,叫我们去人参加大寨学习参观团,去人越多越好。许多人对于这次活动都不想理睬。后来拉了一些人去了,他们大概本来以为周总理去世引起的波澜,很快就能过去,所以循例参观了一通,就回来了。谁知天安门的诗歌和吊唁,这时正到gāo cháo。全社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门成了人们向往的中心。上级单位便又发通知,大寨参观学习团要作详细的传达报告,占工作时间,叫全体同志去听。结果,礼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因为人们不去。于是又上楼来叫,还是没几个去的。我安坐不动。有一位来“掺沙子”的军代表(就是身穿军服,跑到我们这些文化单位来当领导的军人,号称“沙子”。见毛主席关于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着我说:“身为党员,连党的号召都不响应,连大寨都不去学习!”我的愤怒已经塞满胸膛,还说什么?这时我只淡淡一笑,说了一句:“我去过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参观知道得多!”还有几个不去的党员,一言不发,怒目而视。他才没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变成了反对周总理,抵制群众的一块招牌。在这种状况下,使人们听见大寨当然齿冷。这怪谁?

我想:陈永贵原来大概是一个很好的朴素的农民,诚恳地想做好工作的农村干部,但他并不是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一个宣传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硬要他去当这种角色,结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至于对他本人,则简直造成了一场悲剧。

至于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足深责。谁叫你听信他的出谋划策来?

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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