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十二章 “取经”零忆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和几个同志一起散步闲谈,不知怎么偶然提起各人的游踪。有一位同志说他没去过大寨。我说:“我去过!那个年代的那些供‘学习’的红旗单位,我差不多都去过。”

“你去过大庆吗?”

“去过。”

“小靳庄呢?”

“也去过。”

于是引起别人的羡叹,都惋惜自己当年没去,此景已不可再得。这一谈,我倒真想把当年那些“游踪”都写下来,以免自己和别人忘记了。不过,得都再去一趟,看看今天的样子,才好写。想想只有一个地方,是用不着再亲眼去看,作一番对比的,那就是大连红旗造船厂。不妨一叙。

这个造船厂也是当年的红旗单位。1976年春,我奉命前往“学习取经”。一个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跑到造船厂去取什么经呢?原来,这个造船厂据说刚造出一艘五万吨巨轮,要举行下水典礼。而那时“中央文革”正在大力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外国买办洋奴思想”,据说造出这艘船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重大打击,因而不管对于什么行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教育作用。

我们北京每个大出版社都派了人,包括出版局负责干部,组成一个相当不小的代表团前去学习。到了大连,才知道这厂里已经集中了全国各大厂矿来的人,还有交通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领导干部,共约上千名代表,竟是一个全国规模的盛会。大家都挤在造船厂的招待所里,八人一室。虽然到了避暑胜地大连,却绝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去海滨顺便游览一下,大家连街都不逛,一心等着“学习”。

过了一天,由于我们出版社先前曾来人在这个厂里约过稿,于是得到特殊优待,先上那明天就要下水的船上去参观。

我们几个怀着挺庄严的心情,跟着一位厂革委会领导干部,还有那位被约稿的工人作者陪同,上了船。一登上甲板,一位同行的老同志就差点绊了一跤。原来那甲板上横七竖八全是铁链、橡皮管、螺母、焊条……简直没有容足之地。船上丁丁当当一片敲打声喧,工人正在忙着干活。怎么明天就下水,今天还这样?是扫尾活没完吗?我们自知不懂工业,也不懂管理经济,对这问题姑且闷声不响。再往里走,到了船主体部分,上面是扶手栏杆,凭栏下望,只见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空海碗。我虽没有工业知识,但对于这里是应该装机器的地方,还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没东西,只能潦草一望,便随众下船。

第二天就是下水典礼,工厂用汽车把代表们都运到海滨。那真是万头攒动,海滩上满满的都是人,那船已经用五彩带和红绸、红花打扮起来,沿海滩还搭起看台。交通部的部长等领导干部有桌椅,坐在前排。我们这一群就站着挤在人堆里望。那位工人作者站在我身边,我小声问:“这船能开下水吗?”他答:“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还没装机,是个空壳,怎么开?”一会儿,厂革委会以及来宾陆续讲演,痛斥“买办洋奴思想”,然后是盛大的剪彩典礼,礼炮轰鸣,船被推下水。群众欢呼。

是否世界上轮船的下水典礼就都是以船壳下水?我孤陋寡闻。但是想也想不通:若是如此,没有机器,焊成十万吨、百万吨的空壳推下水去,不也都可以办到?越想越别扭,已经有些兴趣索然。

我们要向这个厂取的“经”并不止这条船,接着厂里就让我们去学习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原来这造船厂办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有刊物。(怪不得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也叫来!)厂革委会宣传部长申述理由说:“我们厂既然有一个船舶研究所,工人占领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有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是我们去参观了那个“研究所”的展览会,看了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其内容无非是那个时代那些吓人的空话,有些陈列的原稿,确是工人写的。而我光看了看那密密层层黑压压的小字,就突然产生一种又烦恼又哀怜的情绪,不愿再看内容了。

然后,还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王某。这位部长坐在将近一丈长的大办公桌后面,口气和他的办公桌一样大,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据我所知,只是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注)。听了更使人晕头转向,无法想像。

最后,我还进行了些个别接触,那位有稿约的工人作者找我谈他的创作情况。革委会给他的任务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主题是工人学哲学,要把工人在学“哲学”的路上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塑造出来。他已经努力写了几万字,现在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作为编辑,我本该告诉他:“停止你这种无效劳动吧。”但是,这是厂革委会与我们社先来组稿的一位新领导协商好的,我束手无策,只得含糊支应过去。然后还有市里指定的“三八”女子炼钢炉的工人要写小说,一个岛上的小学“开门办学”也要写小说……都来谈计划,都得应付,而作品还只字全无,简直使人弄不清这究竟是计划,还是梦话。

最难堪的还是在这里遇见了田手——“一二·九”时代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延安文协的干部。如今秃着头,赤脚穿双没有鞋带的破球鞋来看我,说他也是市文化馆的“创作员”,来问他该写什么。唉!可怜的老田,你怎么还要在这里把你的头脑和生命白白送给这些人糟践?我对他却无法再像对那些人那么应付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问问他的,生活,有没有老婆,有地方住没有。

从那条空壳船到那些荒谬的计划,整个就是一篇荒诞派小说,田手的模样更使我惶惑不安。

我在干什么呢?“取经”,实在是取不下去,也听不下去了。我急于想走,大家都想走。偏偏那个造船厂又不管订回京的票(据说也有订票,曾在食堂里广播过,凡未听见的就都作为自动放弃论)。我们无法,各自想出路回家。最后我和两个同伴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熬了一天两夜,才算在深夜昏头昏脑狼狈地跑回了北京。所以,直到现在,谁再提起去大连度假,我还都心有余悸,毫无胃口。

那时,我对那条空壳船下水有些不满,对那些哲研所,写小说,万人注鲁迅,则更是讨厌透了。这里工业经济方面的虚假和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荒谬,交错着在我脑子里滚来滚去。直到回来之后,才慢慢知道他们攻击“造船不如买船……”的口号,实际就是攻击周总理。这才有了完全上当受骗的感觉。而且触类旁通,倒也领悟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如果经济基础搞糟了,意识形态大概就不可能搞得太好。反之亦然。

现在,我已经确知那种万人作注释、荒谬的哲学和文学计划,都早已不存在了。由此逆推,那样的造船,那样的下水,那种搞工业、搞经济的做法,也必不再存在了。想到这里,心里释然,写下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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