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十四章 编辑的忏悔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活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书来,使它像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荡》,写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整整空论了一章 。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其中当然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要编辑帮忙。我实在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像:《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倩,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说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当“走资派”。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着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他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葯品和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却执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做“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根。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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