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反共语言。但是后来文艺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情,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真想不到严望竟会是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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