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了。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几年,我对于文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小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中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是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躶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读了黄秋耘的《锈损灵魂的悲剧》,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的这样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着组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里的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被划为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一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入党!”这个李××原是国民党里一个校官,由我们的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全编辑部都知道。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嚷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为打过一点掩护(我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一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志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騒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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