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一切文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来作报告。那位书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站,建设“塞北江南”,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那么大!可以塌塌实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干部小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干部,他们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国家有一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头绿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西万树海棠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心里怀着愉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那些教训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我们村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提出干的。当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器声一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这,我不懂。但我想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迫不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早,那点活都能干完。”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呀。”原来半夜里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心里开始感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浇地写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gāo cháo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吃饭时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的都吃得很好了。——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堂。每个生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就曾引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这样一吃,就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报上天天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了炼铁,何必非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县学习,立即建炉,把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炉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走到那帐篷里,只见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旷野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我到了,她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睁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去炼铁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砍倒,棒子也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怪话可多哩,说过了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提出所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天天种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一曰深耕,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对比展览。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已经用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人家报上登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这块挖完。且都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 是擂台 新诗歌 拿来赛

赛诗台 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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