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第七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底我是比他老姦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也来监督他。

我心里始终觉得我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到了这个村,见他之前,我也打听了一下他犯的是什么新错误,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认罪态度不好,说话时趾高气扬,还仿佛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就是这。反映他这些错误的也是我们原编辑部的同志,原来蛮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李兴华呢?当时我心里十分生气,一点不能原谅他。但是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之后,我对这个同志完全谅解了。他当然也是认为上级既已决定“右派”确系敌人,就应当尽力打击敌人的缘故,正与李兴华本人过去努力想破获所谓胡风集团案件的心理一样。

在那个村于里,我又是在一间空房里和李兴华会面。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飞扬跋扈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见了我,他低着头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实在无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话:“今后要注意改造。”他却愁眉苦脸挺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造才好。”这可叫我怎么说呢?想了想只得告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听了这两句“勖勉”的话似觉茫然,又问:“就这个呀?”我回答:“就是这个。”他看了我好久,似乎也明白了我来的意思,把我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诚恳地向我说了声:“谢谢您!”就告辞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下放结束之后,他又被派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了两年,然后才摘了帽子,分往宁夏工作。在去宁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来看过我。说起在农场和许多者工人相处,老工人都待他很亲,悄悄问他:“到底你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能回答:“是很大的错误。”别的什么也没说。看来这几年生活是把他锤炼得懂一些为人处世之道了。可是,后来他又说,在这次摘帽子的时候,农场领导同志向他祝贺:“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他当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是在人民的队伍里呀。所以对于现在的“又回到”人民队伍,倒也不觉特别激动。“但是,回来了,总是好的。”这是他当时的话,当然还是有些高兴的。我当时心里就直觉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真了一些。他无法想到后来“摘帽右派”的称号要长久跟着他,跟别的运动不同,二十几年不许甄别,不得平反。老实说,就是当初为“平衡”而确定补划他为右派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会这样啊!

后来他从宁夏来过信,想申诉当初划右派实在冤枉,又想申请重新入党,要我帮助参谋。看来是又怀抱着希望了。我没有可以宽慰他的主意,只得复信劝他忍耐,叮嘱他千万不可申诉。

所幸宁夏的同志对他很好。他在宁夏仍然在文联工作,仍然当编辑,而且比较受重视。我想,在沧海横流的年月,宁夏的这些同志,实在是应该表扬,而且我们应该为有他们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文联按照全国一致规格被砸烂了。他到了宁夏火柴厂当干部。他曾出差去东北采购木料,路过北京。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兴阑珊了。关于形势,关于文艺,他都摇头不再谈,也不再说个人申诉和平反的事。只说:“我就这样做火柴厂管理干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人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许多百战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况于他?

熬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经过多年郁郁寡欢,他已经患了癌症,来北京治疗。同时还积极办自己申诉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里,他才开了刀,身体很虚弱。他的妻子背地里在流泪。但是他却很少谈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执笔写申诉材料,抱着信心让妻子代为排队去有关领导机关申诉。在中央没有决定右派改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认为这次申诉大概会成功,不大焦虑此事,甚至和人开着玩笑说:“就是右派也是中国的右派,总比洋奴好。”他后来胃大部分切除,还要不断做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化疗,没法吃饭。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计算的了,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但当同志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谈论文艺界的形势,谈论作品,代别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后,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别人眼见他一天天向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诉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个月,他已经不能进食,一天只吃一点流质,但却在奋笔疾书,写他的中篇小说,有时熬到夜里一点。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几个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创作活动是直到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还在嘱咐家属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看一次。

这样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也曾努力搞过运动的党员。并无丰功伟绩,也没有招惹谁,进了文艺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他死后,我一直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半生受尽委屈,未享任何利益的普通人,对人民的事业,却是抱着至死不渝的忠贞,这恐怕对一些由于自己倒过霉,就认自私为合理的人,也有些借鉴参考的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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