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第十一章 放马场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放马场劳改中队共有四个小队,每小队约一百人,其中一个小队是蔬菜队,供应本中队及附近劳改大队干部食堂用的蔬菜,三个小队种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为主,我们初去时主要是种山芋和花生,后来发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衣草等多个品种)、和梨园。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两者送总场加工成香精后出口,后者的品种号称西湖明月梨,赶运香港市场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以谋利。

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姦犯,甚至有姦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大失所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吊了二十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将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姦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乱事来。被人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三天后,他就将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出院后,我被送到八号监。那是一个关轻病号的监狱。每间牢房关三个人算是优待了。我是下午被送到那里的,事务犯给了我一条棉被。我即对他请求,告诉他我大病初愈,在十号监医院是盖两条被子的,希望他也能给我两条,他说这事要请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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