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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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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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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