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容站。收容站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騒,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得了啦!……”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n陆ㄊ俏缓芎玫哪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累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坏分子,其实他何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喊叫声。那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食,始终被单独囚禁,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吃”他?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得意极了,以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了!”他们叫道。这个老宁波已不仅是二进宫,而是“三叉口”或“四进士”以上的老改造了。他一来大家就向他打听消息。他断言我们都将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去。

“白茅岭农场是个好地方”他说“不但吃得饱,而且有工钿。在那里积肥,也就是铲了草皮堆起来做堆肥,有计工员来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将它搬个地方,又可再量一次。计工员搭得够(2)瞒着队长。做得好时,一个月下来可赚到六十多块钱。礼拜天还可到附近的镇上去吃老酒。”老宁波说得眉飞色舞,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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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上海方言,意为讲交情的。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白茅岭农场位于皖南,在宣、郎、广地区,建场之初,是由一位水产学院的教授选的址,认为适合于围塘养鱼,又可种田,是个好地方。当时是民政局建的场。最初的场员都是收容的无业人员,被取缔的妓女之流。后来又将孤儿院,聋哑学校的人也都迁了过去,因为这些组织多半是教会办的,当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济性质的部门,其干部也态度温和,的确有老宁波所说的情况存在?

但1957年8月劳动教养条例颁布后,农场由公安局接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最可怜的是那些孤儿和聋哑儿,他们原先在教会的慈善机关里,生活还是可以的,在民政局管理农场时,也还说过得去,如今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安置场员”以别于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改造场员”,但待遇上几乎没有区别。收入极微,很难请假外出;男女分队,严禁接触。他们长大成人后竟有一大半又从新由受不了“纪律”约束开始,走上“犯罪”道路,被再劳教或劳改。

没几天,我对过南面的屋子也几乎关满了。4月29日的上午只听见外面麦克风哇哇直叫,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一会儿,吹哨子集合,原来是家属接见了。我们排队出了几道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用长凳分隔成一条条的夹弄,家属们早已带着大包小包等候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婶婶、妻子和赵丽珠同学。妻为我准备了一只手提箱,装了替换衣服和雨衣套鞋之类。她们告诉我,刚才听了报告,说你们将要到农场去劳动,农场并不远,有真山真水,风景秀丽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造主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你们要帮助亲人,提高认识,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并说最多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还可提前回来等等。我听说三个月,吓了一跳,要那么久吗?

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着,大家都还依依不舍。我狠了狠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慾言又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支金星钢笔给了我。警笛又大鸣特鸣了,我被人群推挤着往回走,回首看见我的婶母和妻子早已惊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那天她们是怎样挨着脚步回去的,更无法想象,年老有病出不了门的父母亲,盼到她们回去时有多么的伤心!然而他们毕竟得到了一丝信息:地方不远,劳动不重,时间不过三个月。

他们受骗了,大家都受骗了,连那位做报告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副站长也受骗了。这位站长是朱鹤飞,三个多月后,他也被判劳动教养,同样地到了白茅岭。60年代我们集中在一起,才知他也是右派,还是一副老干部派头,口口声声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他说,当时他也早是右派了,但还没有撤职。问到当时他是怎么做报告的,他说是根据文件。一边说一边摇头,说政策变了。问他为何还相信政策,他也说不清,挑起担子就跑。尽管胃病开过刀,说劳动,他还是最积极的。

另一名较小的公安干部信心就没有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里东西的小弟送去劳动教养,要求政府帮助教育。后来却不可能按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领回去了,于是弟弟愈来愈坏,一家人后悔不已,未听见他说政府伟大的话。

接见回去后,监房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大家都默不作声。连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小组长也眼睛红红的,偷偷地擦眼泪。这顿饭不知是怎么吃的,只有老宁波,才能吃了一个饱。他是没有人来接见的。

“哈哈,我一个人吃,全家都饱了。”

第二天天未亮,发了干粮。被驱赶上了大卡车。天还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码头,这才看清了原来我们一路上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押阵,威风得很呢。说时迟那时快,警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码头上细雨迷蒙,军人们摆开了阵势将我们团团围住,居然一一卧倒在地,依着沙包架起了机关枪。我们鱼贯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轮拖着的一长列拖轮,一路奔改造去也。

这里要补叙的是,就在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整天价锣声、面盆敲击声、各种各样敲击声不断。人们都飞檐走壁上了屋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安身,非死不可。害鸟灭绝,粮食增产,人民必将无比幸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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