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第五章 涛城分场

作者:文革及相关作品

涛城分场因其南面的小镇涛城铺而得名,往西约十五里即为郎溪县城,此分场以水稻田为主。我于1959年4月来此,这里虽不是开荒,但劳动的消耗却是极大的。有人以为农民不也种田吗,其实不然,农民是自己掌握劳动的,而我们是被劳改的。以插秧为例,一天的定额总在一亩以上,有时甚至二亩三亩。劳动时间就特别长。农民还有三余读书之时,我们则不然。农闲是不存在的,晚上要端坐“学习”,冬天则为比种田更苦的修塘筑坝,即使雨天或实在没正经农事可干时,也想方设法不让你闲着,哪怕是将泥挑来搬去,也要折磨你,做这种无效的劳动却美其名曰积肥。80年代看了揭露劳改生活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等,直觉得可笑。电影作者或者是缺乏体验,或者也是苦于没法表现,因为劳动消耗是等于劳动强度乘以劳动时间的。看似辛苦的拉大车,其实出大力气的时间是不多的,更不要说是有牲畜拉的车了,即使是用人挡车头代牲畜,我们也称之为“洋行生意”,只有深得队长信任的“积极分子”或说是专打小报告的马屁精才轮得到。更不要说那些罗曼缔克的故事了,我们过的是完全看不见异性的生活,不然,岂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此后不久,就经历了“大跃进”的荒谬时期,劳动时间拖得极长,当然人的体力有限,这对生产并无好处。最妙的是有一阵子竟然分批出工,挑担积肥,维持工地上号子整天整夜喊个不停,造成个热火朝天的声势。安徽省的土壤向来插秧的行、株距为六、六寸,为了妄图增产,1960年夏竟提出了改为三、二寸。幸而还有几个干部是会种田的,这种种植法并未全面推开,才不至于颗粒无收。虽然我所见之处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在1960年初,全国的粮食形势就已很严峻了。对当地来说,收成并不坏,但由于虚报的产量太高,谷子交公粮还不够,农民那能不挨饿呢。

那年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信中有我父亲的一张像片,两年不见,老人家花白的头发竟然全白了。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使我几晚都难以入睡。那时候管我们的队长是几个安徽人,这是因为白茅岭农场划给安徽省管了,才调来的一批安徽干部,他们原是民政局的人员,所以素质要比上海公安局的警察好得多。在大礼拜时,也允许少量的人领取几块钱请假去涛城铺玩一玩。我利用这一机会,在插秧将告一段落的一天中午,对队长说:“大家卖力气,这些田下午就插完了,能不能明天上午让我去一次郎溪,因为我想去书店看看。”他就点头同意了。

那晚,我整夜兴奋得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盼到凌晨四点许,便轻手轻脚地起床,叠好被子不留任何异样痕迹地出走了。在穿过晒谷物将要进入通往郎溪的路时,忽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声地尖叫“抓逃跑唷!抓逃跑……”这时月亮刚从云端露出,照得晒场一片光亮。幸而我知道这女人是个精神病的女场员,住在晒谷场边的一所茅屋里,经常夜游。这次,虽然叫喊的是真话,却也无人理睬。我于是快步走上了逃跑之路。

这条小路原来铺设有两道相距约一公尺的木轨,不知何时曾作运输之用的,那时却早已废弃,留下了比田间小路好走得多的一条通道。我走了没几步,月亮就隐没了,周围十分幽暗,我沿着隐隐约约的木轨路正走着时,忽听得一声断喝“什么人!”同时就有弄枪栓的声响。我马上将手电筒向上一扬,毫不客气地直照对方的脸面,并说道“农场的。”那巡夜的民兵一面用手往脸上挡手电光,一面讪笑着说“是出差吗?那么大早。”我嗯了一声就过了这一关。

天朦朦地又露出了月光,我走到了刚被大雨冲断的一座桥前,只好将裤腿卷起,涉水而过,幸而虽水深过膝却未将卷到齐大腿根的裤子弄湿。这样我在东方露白的时候赶到了郎溪县县城边上的车站。

车站的购票窗口还未打开,但已排起了长队,我站了一会儿,在我身后隔两三个人处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对他点点头,问:

“是出差吗?”

“是啊,这鬼地方!”

“昨晚住哪儿?”

“郎川饭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就住进门旁那间。”

“哦,我住楼上,怪不得没看见你。”我这样随口说着就显得比他住得高了一档。说话时,卖票窗口开了,不一会儿,我已排到了窗前。就拿出了一张三元的钞票往窗里塞,叫道“两张!”谁知里面的人回道“卖完了”随即关上了窗口。我无可奈何地转身向着那人苦笑了一下。当我们先后走出候车室时,我说“那我们一起步行吧,反正就17公里路。”

我们的目的地是往南的十字铺,在那里可转乘由芜湖开往杭州的汽车。然而当我们穿过马路刚踏上向南的公路时,我的同伴回头望着车站广场上还未开动的汽车,说

“不忙走,我们回去想想办法。”

我就跟着他回到了车站,直奔办公室。他进门便问

“你们站长呢?”于是便到了李站长的桌前。我原以为他要客气地提出困难,请求帮助的,谁知他眼睛一瞪开口便说:

“我早知道你们郎溪站有问题!这当天卖的票怎么就会没了呢?”

这站长倒也不发火,慢悠悠地回答道:

“我们都是在窗口卖票的。你们来晚了。”

我的同伴并不示弱,反倒发起脾气来囔道:

“这些乡巴老就不能走走吗,还要你开后门把票预先给他们!我早就听说过你们郎溪站问题不少……”

我几年官司吃下来,这次又是逃跑,未免心虚,被他的无理取闹吓了一跳。不料这位站长先是一愣,接着却问“你是那里的?”于是他打开手里的公文包,取出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扬了一扬,原来此人是公安便衣人员,此行是执行抓逃犯的任务。站长一看满脸堆笑说:

“既是这样,那就上车补票吧,”

又回过头来朝我一望问“这位同志?”

这便衣说“当然是一起的。”

我们便在站长的陪同下,喊停了刚要起动的车,上车了。在车上他问我是那里的,我说是复旦大学的,他便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们大学里出差津贴是多少呢?”

我根据1956年去北京实习时听说的教师出差情形答道:

“在路程上是每8小时一块钱,就是说一天三块。”

他听了,羡慕不已,说还是你们大学好。后来又问:

“那你脱下来的功课怎么办?”

我这才意识到他是错把我当成职业学生了,便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说:

“这总不成问题的。”

不一会儿,十字铺就到了,我们直奔车站卖票处。他在窗口出示证件买了一张去广德的票,我一看买票需要证件,便装作忙于和他说话的样子,将钱递进窗口,说了声

“一张杭州!”

里面问“是一起的吗?证件?”

我便将手往上装口袋上去解钮扣,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并继续和那便衣警察说着笑话。他要紧听我说话,就头一扬说了声

“当然是一起的。”

这时窗口里已递出了车票,我也将解了一半的钮扣再钮好。过了这一关。当然事先我是不知道这里买车票要证件的。

他的车还要等一个小时,而我更要到中午才有车来。他便要在马路上闲逛,我想这可不妙,万一碰上农场干部岂不糟糕!便邀他进路边的饭店,他先是不肯,我看出他是因为粮票问题,便说我请客。其实那时并无饭卖,只喝到两碗粥,他已是感激不尽了。我送他上车后,又到理发店去消磨了一会儿,才上了去杭州的车。

车行经过化古塘,我看着曾在里面淌水摸石的河流,正感到车中坐得舒适无比,却又马上想起了初来筑路时倒毙在喇叭口的老者,庆幸自己还能活着经由这里逃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广德站,这时上来一个人,我一看面熟,是农场干部。赶紧伏在前座的椅背上装打磕睡。幸而此人是短程的,到了泗安就下车了。我很顺利地于傍晚到达杭州,转乘火车到了上海。

我不敢直接回家,半夜去敲开了婶母家的门。次日打电话回家,知道并无动静,便约妻子在婶母家见了面。下午,知道家中还无动静,就回家看望了两老和哥哥。他们虽然不无担心,我还是壮胆在家住了一宿。

次日一早,我就不得不忍痛告别了父母亲,和妻到马路上去,还不敢在热闹的街上走,后来去北站买了票,又在其附近的照相馆拍了张相片留念,找小饭馆吃了饭,下午就上火车投案去了。

当我在火车启动声中向着站台上强忍着眼泪的妻默默地挥手告别后,不禁感到一阵悲哀和愤慨。我犯了什么法竟成了有家难回的人呢?这社会中,就算有胆量,也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具有足够的住房可以避免邻居的监视来收容我,更不要说缺少粮票来供应我了!愤怒和无奈使我沉闷了好一阵子,直到车靠嘉兴站时,我才开始和对座的一位乘客答话。他是位比我略长几岁的青年人,谈话中知道他是个工程师,从北方回温州探亲。我们谈了一些科技的事,当然就很容易投机。他到杭州后还要换车,我们俩都未玩过杭州,我便约他同游一番。这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就这样回去太可怜了,不如用妻给的二十元钱玩一下,反正回去后钱也是要被搜去的。

到达杭州时天已将晚,我们由车站的旅店介绍处介绍到湖滨的一家老式饭店,依靠他的证件开了一间双人房。那时的物价和现在大不一样,一间双人房才五元钱一天。落实了住处,我才安下心来,两人又出去饱餐一顿,回旅馆倒头便睡。

次日,我们结伴游玩了西湖、灵隐寺、岳坟等地,那时,说来可笑,我身上带的一包上海产的香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西湖中的船娘还是楼外楼的服务员,只要给支烟,就笑容可掬服务周到了。

再次日的一早,我起床梳洗已毕,见那人还未醒,便算了一下两人用钱的账,留下纸条和我还要付的钱,让他去与旅店结帐。我赶到汽车站买好了去广德的票后,时间还有多,又去玩了黄龙洞,并摄影留念,嘱照相馆将照片寄往家中。不料她见我如此自在大吃一惊,后来来信埋怨说她担心得要命,我却逍遥。

汽车一过界牌镇,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到了广德,又是天色将晚,还不知怎样过夜呢?我先去了一家小饭馆,里面摆着几张方桌,每桌八人。我坐下后先和左边邻座的一位采购员聊了起来。不一会儿,我们这桌坐满了,便来了一个服务员。他是来查证件的!我这才知道这里买饭,当地人要凭就餐券,过路旅客要看证件。幸而我和邻座谈得起劲,当他拿出证件后我又混了过去。服务员查完证件或就餐券,刚离开几步,我右侧隔座的一个人便叫了起来,指着我对面的一个农民模样的老者说“他没有就餐券,也不是和他旁边的人一起的!”于是服务员又回来,将那老者赶走了。这件事令大家都很气愤,但也爱莫能助。

又来了一个有就餐券的顾客后,便收钱、发筹。再等了一阵子,才依次收筹发饭,下饭的菜是一小碟又苦又咸的不可名状的玩意。我环视了一下后,就从放在膝上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带鱼罐头。打开一看,那时的罐头食品也够可怜的,装的带鱼很狭小,块数倒是不少。我于是从左边的推销员起,依次请大家吃,他们虽免不了客气一番,却都很惊喜,有的人甚至于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等到发到那个检举人时,他刚欠身举碟,我却虚晃一下,说“哦,你是有就餐券的,就不必了吧。”马上将伸出的筷缩了回来给了我右侧的邻座。

这人脸涨得通红坐了下去,当然他是奈何我不得的。我们于是谈笑甚欢,我又说了不少指桑骂槐的笑话,总算那人还能知耻,窘得三二口地划完饭,狼狈而去。这下子,邻座的推销员和我更投机了。他问我住那家旅馆,我说才下车还顾不得登记住宿呢。他便邀我同住,说他在广德饭店开的双人房正缺人同住。我架子十足地回答“再说吧!”心中暗喜,这下有地方过夜了。饭后,留下了那人的房间号码,我说先要去逛逛街,就分手了,他还嘱我千万要去他处住,不然也得去坐坐。

我在街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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