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海湾战争》

十八、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作者:其他长篇纪实文学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滨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十八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内多古迹。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传说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附近长约40公里、宽6—8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t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 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0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我国通用“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 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4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一百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少,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诺思雷特(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 —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哩哇啦乱叫。阿尔米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的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龙。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热爱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el boreg),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开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4名以军士兵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吉普车顶,用80—200镜连扣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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