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夫头之谜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 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 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 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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