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婚姻之谜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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