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共产党之谜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

2.1 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

2.2 “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东去投奔孙中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龙。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困难啊!”贺龙感叹道:“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收拾?”
  “你觉得广东怎么样?”刘达五忙问。
  贺龙低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几年里,贺龙远在湘西和川、黔一带,没有同共产党发生直接的接触。但他没有忘记桃源时方汉儒对他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刘达五回答:“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闭塞,俄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几年听说过,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

2.3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党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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