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爸爸董必武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作者:董良翚

             一、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开了中华民族十年灾难史的一页。哪一个人,包括大陆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谁能幸免于难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龄的爸爸已经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慾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我想,仅这一点,除了恰恰说明爸爸与人民,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共命运以外,还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反对并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一批领导人。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仇视和与之争斗的是一代政权,一种思想,一个数百万人为之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今天已为亿万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妈妈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微微有点口吃,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听话,去吧。”
  我满腹糊涂,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们还是要听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通知,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骑着车,也没有带牙具、衣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谈话的人。弟弟提醒说:“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
  我们顺着公安部西边院墙绕到它的后边,这里坐落着北京市公安局的楼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烂公检法的学生扯着嗓门,推推搡搡地挤满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临街的大门口。公安战士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迎着唾沫四溅的侮辱和不时打在脸上、身上握有小红书的拳头。我和弟弟跻身其中,也许因为我和弟弟与那些狂热者的精神状态不同。倒格外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干警服装的同志挤过来,审视着我和弟弟,轻声地问:“你们怎么也来了?”接着他解释说,他原是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转业到了公安局。我说:“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他吃惊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他问:“你们家搬了吗?”我一下悟出了他话里的实际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吗?”我和弟弟相视一笑,说:“没搬。”他还不放心,又问我和弟弟:“电话撤了吗?”他这话的意思是在问:“你爸爸受处分了吗?”我和弟弟说:“没撤。”看来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怀疑要我弟弟来投案和自首是否听错了,又问:“你们为什么来的?”我们只好把妈妈打来的电话内容再重复一遍。他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找个人。”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的男同志,拿着一个十六开大小的公文夹子来了,领着我和弟弟挤过人墙,进入一间空空荡荡、看去很大的屋子,屋里沿着墙角摆了一圈长条凳。他让我和弟弟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过一张旧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面前,打开夹子,严肃地说:“谈问题吧!”我弟弟微仰着头,一边回忆,一边检讨自己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违法行为: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志最初努力认真地记笔记,慢慢住了笔,后来合上本子,语调中掩饰不住有些生气:“就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着帽子,坦率地说:“就这些。”那位同志大惑不解,问:“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把投案过程讲了一遍。他认真地听,看样子也认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这类似天方夜谭式的事实,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们的情绪,他站了起来,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我核实一下再说。”我和弟弟刚刚站起来,他那已背过去的身子又突然调过来,面对我们,脸色严肃地问:“你们家电话号码没变吧?”我和弟弟心领神会地明白他对电话的关心,肯定地答复他说:“没变。”
  也许我们的坦率、真诚,使公安局这位同志对他本来就无法理解的现实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无可奈何与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摆脱审问的官腔,对我和弟弟说:“你们回去吧!万一有什么,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稍稍顿了一下,关切地补充说:“别乱跑。”他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满拥挤、吵闹的人群的门洞里。
  我们一回到家里,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妈妈,告诉她全部情况。妈妈感到欣慰,连声说:“好嘛。”但当天晚上,爸爸又托秘书打来了长途电话,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们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况陈述了一遍,秘书即告诉我们: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第二天上午,我们通过爸爸办公室的秘书丁云泉同志打电话向总理值班室备了案。
  我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我弟弟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
  当时才二十一岁的弟弟,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一个濛濛细雨的晚上,听说清华大学有中央首长前来讲话。谁来讲话呢?我也不知道,匆匆忙忙地赶到清华大学的大操场。我到得晚,只能站在主席台后边的外圈。大会已经开过一会儿了,已有一些人讲了话。我到达会场时,正好听见浓重的湖北口音,啊!这是爸爸在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爸爸在大会上讲话。
  爸爸讲得比较慢,一句话讲完了,总要稍稍停一下,好像在思考似的。他讲话没有口头语,也极少语气词,几乎不在词语上重复。整个讲话没有跌宕的语调、情绪,显得平淡。
  因为是第一次听爸爸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我也感到新鲜,听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新事物,在新事物面前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去认识它,并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还说,他八十岁了,在旧社会生活了五六十年,思想上多少有些旧思想、旧意识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经常地影响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影响他处理问题。所以,他对任何问题在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总不急于去肯定或否定,而是经过反复调查、思考之后才表示态度,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最后,他表示说,“要和小将们一起学习,一起革命。”
  爸爸这番讲话,当时没有引起与会学生们的反感,当然也无多大明显的好感。那时,我对爸爸的讲话也不是很赞同,感到他讲得“没劲”,缺乏“革命”的时代感。因为一九六六年,在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谓的革命口号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爸爸的讲话的理解在逐渐加深。后来我才认识到他讲话中所提倡的是对的。也许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提倡学习的,还是我的爸爸哩。
  历史终于证明,爸爸是对的。反证则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热情没有扎实的理论指导,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工具。一旦他有点觉悟,尽管这觉悟是朦胧的,他也就被政客们抛弃,被投进了监狱。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弟弟所以被迫投案的一个政治背景吧。

             二、迁进与搬出中南海

  一九五三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钟鼓楼后的一个有很大的后花园的院子里,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传说这个院子曾是个王府。
  建国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个会接着个会。据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苏联去谈判,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爸爸是代总理,所以当时很忙。我自己记事很少,也很晚,对那时的事已印象不深。只记得,我们吃饭,习惯是合家在一起的。而那时为了等爸爸回家吃饭,往往没有个准时间。就连夏天的晚饭,也常在掌灯时分。还记得,中午开饭时间,总是先由随爸爸去开会的警卫同志在爸爸散会或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打个电话回家,家里就准备好饭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饭桌了。我们能和爸爸见面、聊天,就多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此也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在吃饭时讲话、聊天。
  虽然那时家里的后花园很大,很漂亮,但每当爸爸坐在家里,想要劝说他到院子里去走走看看,还是很艰难的事。往往是工作人员提醒他几次以后,他才从他办公室东边走廊上的北门出来,踱到花园里去。有时经工作人员多次提醒,他仍然扔不下手中的工作。这时,这个动员爸爸出来散散步的任务,就由妈妈和弟弟去完成了。我偶尔也请过爸爸离开办公室到花园里去。
  爸爸很喜欢这个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枣;冬天银装素裹,别是一番趣味。但是,他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这次搬家大约是一九五七年,他还在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天,爸爸在办公室的躺椅上坐着看文件,我进去跟爸爸说起这个院子大、好玩,爸爸笑着听我说完了,认真地却不是严肃地向我解释说:“这个地方房子好,花园也很漂亮,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地方呢?说没有是太绝对了,起码是很少。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搬呢?”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他说着,伸开中指:“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穷啊!”最后一句话,好像是从爸爸心底发出的呻吟。我没有作声,我也感觉到爸爸身心的那种沉重感。也许是爸爸看出了什么,他欠起身,摸摸我的脑袋,笑着又说了一句:“你们到了中南海,看电影也方便了嘛!”我的意见本无足轻重,爸爸的前边两点解释我当时也不很以为然,然而吸引我搬家的理由还是有的,那真的是看电影方便了。
  不久,我们家就搬入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这院子和怀仁堂之间,有个宽两米左右的一条长胡同。我们安置好以后不太长的时间,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他们家紧接着我们家的后院。我们家后院北墙上那一排六个大窗户,便是王稼祥叔叔家的院南墙。沿着这道南墙有一个走廊,把他们院的三面屋子联在一起。王稼祥叔叔他们常常在那个回廊散步,言谈笑语伴着脚步。他们和我们就像一家人。妈妈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他的夫人朱仲丽阿姨,往往久久不回,要开饭了,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妈妈就行了。有几回,我从窗口跳过去把妈妈找回来哩。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叔叔一家就从中南海迁出去了,那个院子一时冷清了下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戚本禹突然红得发紫,搬了进来。他是在我弟弟第一次被囚时搬来的。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至深夜。
  爸爸和妈妈的卧室从搬入中南海起,就一直设在第二进院子北屋的西头,北墙上的窗户便是戚本禹住的院子南墙西边的第一个窗户。
  对于“文化大革命”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被囚的原因不详,我爸爸、妈妈两个老年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现在不行了。这种压抑,对他们二老来说,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九六七年他们竟又处在这样的境地,而且是在中南海!中南海,人们神往的圣地啊!
  戚本禹搬到我们家后边的院子,对爸爸说来,仅仅是继囚我弟弟后的第二步棋。
  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也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竞争的、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我们家东边院墙外一个废弃不用的汽车停车房里。“文化大革..(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忆我的爸爸董必武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