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的自白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从头说起》选章
作者:黄宏

做好事不留名

  人们常说: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时候,做完好事不留名还真不行!漠河是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小镇。在这里,夏天的黑夜短,冬天的黑夜长。冬季到来,景色十分壮观,冰天雪地,大雪没腰,树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个银色的世界。一年的寒冬腊月,我随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到这里,为部队演出。
  真叫一个冷啊!滴水成冰。最低温度零下四、五十度,穿着老羊皮大衣还冻得浑身打颤。剧场设在一个大车库里,演员们嘴都冻得不听使唤,大家裹着皮大衣,围在炉子旁,哆里哆嗦候场。有的女演员冻得直哭,你想冷到什么份上。再好的节目也听不到台下的掌声,战士们用跺脚来代替鼓掌,那种演出场面真是令人难忘。
  那是一个大肆宣扬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更有着满脑子渴望奉献、付出的念头。我们当时住在老百姓的一家大车店里,所谓的大车店其实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旅店,圆木垒的房子,长长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个大火炉。
  演出前,我看到灶坑里的火快熄灭了,摸了摸微温的火炕,忽然产生了一个为大伙做好事的念头,把炕烧热!我暗暗拿定主意,心里十分得意。当晚我是第四个节目,下台后直奔大车店。漠河地处大兴安岭林区,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后烧炕,甩开膀子大干。其实烧火炕很简单,但绝对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哪里知道这些,只想着在队友们回来之前让炕热起来,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个灶坑全部塞满了劈柴,那么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满头大汗。
  干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剧场去参加谢幕。但是演出已经结束了,当时的教导员刘锡安很严肃地问我跑到哪里去了,然后狠狠地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我低着头接受批评,心中却充满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气,呆会儿高兴还来不及呢!果然,当演员们跺着脚搓着手回到大车店的时候,一推门,热浪便扑面而来。所有的人都惊喜地叫起来:太好啦!这是谁干的?我预想的结果终于出现了。大伙一边欢呼雀跃,一边脱下厚重的棉衣,穿着背心裤衩在炕上折腾,有的人还用火炉上的热水洗开了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美了,简直都被自己给感动了。尽管还有人用充满感激的口吻询问着到底是谁干的,我也默不作声地躲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大伙终于睡下了。可是没一会儿又都起来了。原来,炕烧得太热,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了半天,一个个抱着棉被开始由炕头往炕梢挪。只有我们的老队长范延东不为所动。范老师是个体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噜来格外的响亮,看着大家都往炕梢靠,范老师得意地说:你们这帮家伙真不会享福!你们不睡我睡!他说着就把自己的毛衣毛裤棉衣棉裤都铺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噜来。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着火啦,我睁眼一看,屋里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人。炕头窜起了火苗,我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好半天,才明白祸是我闯的。这时大伙已经穿着背心裤衩在屋里救起火来,拿着水桶直往炕上浇。最惨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范老师,他所有的衣服都被烧了个精光,披着条湿被子站在那儿直运气。大车店里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教导员刘锡安大声地喝道:到底是谁干的?!今天必须查出来!对!谁干的?把他揪出来!我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心里直打鼓:我是说还是不说?人都说做好事不留名,对,我不能说!这时火已经被扑灭了,窗门大敞四开,外面的冷风飕飕地刮进来,地下炕上全都是水,看样子很快就会结冰。看着眼前的情景,刘教导员气得直打哆嗦,当然他的哆嗦里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当时,我哆嗦得比谁都厉害。开会,一定要查出罪魁祸首!刘锡安宣布。大伙全都披着被子,裹着羊皮大衣愣愣地站在那儿。
  我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屋内的形势,知道必须挺身而出了,于是我举起了手:我说两句,都说做好事不留名,我本来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刘锡安好半天才蹦出话来:这……这还是好事吗?这里是大兴安岭,着了火是闹着玩的吗?!你这个家伙……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那年头的工资都不高,听说就因为这场火灾,范老师得到了那年全队唯一的一份救济补助。
  后来大兴安岭真的着起了大火,我义不容辞奔赴火线慰问演出。也许,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有着漠河大车店的那一次险些酿成火灾的后怕吧?收发室的情缘收发室曾经是我不大喜欢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义泛滥的场所,又是个是非之地。一些没事干的人经常端着个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张家长李家短,没有说不到的地方。从国内说到国外,从地球说到宇宙,从克林顿说到院里的寡妇。谁到谁家来,谁往谁家去,哪家来个女的,什么时候走的,为了盯着人家出门的时间,有时候能舍弃一顿午饭。
  因此,除了打电话,取报纸信件,我从不在那里逗留。
  你可以不喜欢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别看收发室的权力不大,但有时,还真离不开它。那时,全团只有一部电话,关系好的来电话了,老头可以站在院里给你吆喝两嗓子;关系不好的,他说不在,把电话一挂,你也没脾气。那时通讯落后,收发室门口那块黑板就是bp机,他要是用粉笔给你写上一条,给谁回电话,可算是最大的情分了。后来大家有了bp机了,他又出了新招,用小锁头把收发室拨盘的电话锁上,让你接到传呼也回不了电话。
  收发室有个气筒,没事老头把气筒里的皮垫卸下来,在手里攥着,遇着顺眼的他才给你安上,经常是自行车的气没打上,人气得够呛。
  一天,我去收发室取信,正赶上他们在议论我的小品。本想扭头躲开,听了两句觉得说得还挺有道理。
  看没看昨晚的《招聘》?黄宏演的!你别说,还真不错!我一露面,别人对我说:哎,黄宏,你也不会喝酒啊,酒嗑唠得不错!三盅全会,整啤的!绝了!我问:你们平时都爱喝酒?还有什么酒桌用语?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呀!这两句后来在全国流传的话,最初就是我在收发室里捕捉到的。
  也正是从那次开始,我对收发室的印象有了改变。这里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乱,杂,包括那里的气味。但有一点使我愿意走进它:这里有一群真正的老百姓。
  我在部队文艺界有一个绰号,叫全军一大遛。也就是说,我写完一篇作品,愿意念给别人听。听者无意,说者有心,内行谈门道,外行听热闹。通过他们对作品的反应,我可以判断出作品是否抓人。
  收发室不就是我检验作品的最好场所吗?我的许多作品,包括《超生游击队》等的第一个检验场所都在这里。
  久而久之,我在这里得到了收获。久而久之,他们对听我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兴趣。不管意见是否成熟,却常常争辩得面红耳赤。
  上次,我才说了一条意见,你说了三条,可是我那一条人家黄宏照着修改了,你那三条,人家根本没理你的碴!尤其是看收发室的老徐头,经常跟外面的人吹牛:黄宏的小品都是我帮着整出来的。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全然否定。
  任何事都是如此,只有你真正地走近了它,你才会了解它的魅力所在。收发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日出而聚,日落而散。
  有位看仓库的老头和老徐头是好朋友,虽说自己一份杂志不订,但是全团的杂志他必须看个遍才让老徐头发放。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杂志。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没他能说明白的东西。至今我还记得,他翻杂志时冥思苦想的表情,遇到生字时抓耳挠腮的尴尬,他和老徐头一直是我作品最忠实的听众和评委。
  后来我上了大学,因为背题枯燥,有时收发室就成了我的自习室,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逻辑学和马列主义原理统统带到了收发室背给他们听,其他的人都听跑了,只剩下了老徐头和老杂志。当我背完一段剩余价值时,老徐头拿起饭盒叹了口气:唉!一条剩鱼(余),有什么价值?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简单道理:幸亏我的作品不像剩余价值那样枯燥,否则就没人听了。
  我不仅对收发室,而且对老徐头也产生了感情。我们演出回来得很晚,敲门可费老大劲了。后来,我每次回来时,都给老徐头带上一盒夜餐,只要是趴在门口轻轻地说上一句:带夜餐了!那门开得别提多痛快了。后来,老徐头问我:黄宏,听说每次你给我带饭都跟人家说是给狗带的?,唉!什么狗啊人的,反正都是看门的!我这一句玩笑不要紧,害得我小半年没叫开门。
  后来我调到了北京。有一次回沈阳,我特意到团里,也特意到收发室看了一眼,换人了。这里也比从前冷清多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似的。
  每一个人,每一张脸,每一次微笑,每一回沉思。老徐头专注的表情。
  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冬天掀开门帘的刹那扑面而至的温热。
  人们七嘴八舌的话题。渐渐地,我的记忆也变成了一间收发室,收集往事,发送情感。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写入我的作品:我的收发室!我与小品一起调入总政我是总政歌舞团唯一不搞歌舞的小品演员。还没调到总政歌舞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全国一流的文艺团体,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当时总政歌舞团所谓的十大腕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李双江、克里木、彭丽媛、董文华、王秀芬、程志、郁钧剑、阎维文、毛阿敏和熊卿材。后来,我和蔡国庆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调入总政,首先结识的人就是李双江,应该说,我是听着他的歌声长大的。他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在我调动过程中,他忙前忙后,真像个老大哥。他的为人和他的歌声一样热情奔放。
  在总政歌舞团,演员们不仅在艺术上互相学习借鉴,在日常生活中相处得也很融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爱好。阎维文家里存有全世界各地的名酒,而自己在酒桌上却滴酒不沾。郁钧剑虽说家里存酒不多,但在酒桌上却健谈豪饮。程志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没有谈不到的话题,可笑的是,家里养了一条小狗,一见到蔡国庆就叫,后来我为它编了一段广告语---程志家养了条小狗,一见着蔡国庆就叫。因为它经常趴在钢琴上听程志发声,因而不喜欢通俗。
  在这个团体中,只要你工作干得出色,什么问题都不用你费心。
  我刚刚调到总政不久,因为没有房子,所以暂时住在宾馆,一天在院里见到了团长。
  黄宏,你刚来有什么困难没有?沈阳的东西都陆续运来了,没有地方存放。哦,你还没有房子吧?那你住在哪儿?宾馆!是这样……团长沉吟了一下,马上又问我:你现在是什么级别?师级!好,你稍等一下!说着,上楼了,五分钟后他拿来了一串钥匙。这是一套师职住房,你去看看,如果满意,赶紧安顿下来,马上要下部队演出了。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当我来到那套新房子的时候,不知所措了。四室一厅,上下楼,一切设施俱全。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好好工作,报答总政歌舞团的知遇之恩。
  总政歌舞团上为中央军委和三大总部,下为全军各大军区各大兵种服务。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总政歌舞团的足迹。每年要完成一百二十场的下部队演出任务。在任务面前,所有的演员责无旁贷。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全国任何一家文艺团体都是不可想象的。
  下部队演出有时一天要连演三场,而且还不在一个场地,长途奔波,十分劳累,但所有的演员以苦为乐,把下部队当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演出之余,和战士打打球、玩玩扑克,非常快活。一次我和董文华分到一个小队,到边远部队慰问。穷乡僻壤,生活非常枯燥。部队领导为了让我们轻松一下,把我们带到附近一座新建的庙宇去游览,并向我们介绍:这座庙虽说是新建的,但非常灵验。据说拜完之后,寡妇可以再嫁,想要儿子的可以得子。领导这样热心地推..(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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