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作者:吴思

一 出席毛泽东71岁生日宴请

  人民大会堂内温暖如春。
  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一年的岁末,毛泽东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2月26日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忽然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却得到了这份殊荣。

二 进入政治局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背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分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居然进了政治局。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20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58,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40多岁才扫盲。30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就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连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能看懂报纸,能不大吃力地阅读文件,也可以拿着用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得不打磕巴。但是他不能动笔。就连短短的两行批示他也要让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靠别人代笔,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承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场”四个字。陈永贵叫人先写好样子,自己再小心地临下边四个字。1977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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