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作者:李南央

                  (上)

  (作者父亲李锐,中共高级干部,中共内部著名开明民主派。曾担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in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

  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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