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子张若名和她的夫君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作者:佚名

  一个世纪老人病重谢世了。他生于1901年,名字叫杨堃。
  当我第二次踏访杨家时,门上的遗像和他儿子的叙述告诉了我。
  作为一个采访者,我不无深深遗憾。不仅因为杨堃是20年代的留法博士,中国著名的民族学、民俗学专家,还因他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张若名早已于1958年离开了人世。她曾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又与周恩来一道登船赴法勤工俭学,一生经历传奇。
  当我仔细翻看了杨堃、张若名的生平资料后,不禁伏案慨叹:他们的人生故事,已随女主人公张若名1958年的辞世沉默了几十年,而现在能让它又随男主人公杨堃的离世而永远地沉默下去吗?我似乎突然省悟到,应该把这一对“博士夫妻”,连同他们那本世纪不可多得的故事,完整清晰地留给读者,也留给下个世纪的记忆。
  幼年张若名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五四”运动中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从现在往上追溯69年,即是30年代的第一年:公元1930年。这一年,于20世纪中国百年进程中,也许算不上最为举国惊心、大荣大辱的年度。而在杨堃、张若名夫妇的人生履历中,这一年却显得异常重要,异常精彩夺目,是他们人生岁月的华彩乐章!请看以下的历史记载。
  1930年5月30日,杨堃的博士论文《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顺利通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
  1930年5月31日,杨堃与张若名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礼堂内,举行结婚典礼,数十名中法师生友人前来祝贺。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答辩通过。被评为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荣获500法郎奖金。
  1930年12月16日,杨、张夫妇登上火车,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程。
  用中国的老话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两件大事情。而杨堃和张若名在1930年这一年中,同时完成了“立业”“成家”这两桩大事。并且马上返回祖国,报效“母亲”。
  本世纪初第一个金秋,杨堃诞生在河北邯郸大名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杨东生靠一手娴熟的中医长技行医治病,还做过大名县的公务员,杨堃是家中的独生子,大家族中排行第三。他自幼在村里读私塾,非常喜爱听村里的老年人讲故事,说书,特别是春节前后,外面天寒地冻,农活和读书都闲了下来,杨堃就到处去听老人们讲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或废寝忘食地闷头读他最喜欢的民间文学和历史故事,农村里热烈红火的民间节庆、兴师动众的祭祖祭佛也都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也许是他后来选择民俗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初缘。
  1913年,12岁的杨堃转入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入大名县“直隶第11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几乎年年荣获奖学金。
  五四运动时期,杨堃也和爱国同学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杨堃,非常向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导国家走向进步的政治制度,渴望能亲自到西方学习。1920年初,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保定直隶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结业时,名列甲等第三名。
  就在杨堃出生后第二天,与大名县相隔200多公里的保定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富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孩,她就是张若名。
  若名出生不久,父亲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在暗自哭泣。母亲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她14岁时又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她发奋读书,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就在张若名入学后的第3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请愿遭到了镇压,天津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张若名的同学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迅速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被选为该会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
  张若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请愿,还组织讲演队、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并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并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共同组创了天津的联合团体“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顽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我爱国学生,造成“福州惨案”,天津学生联合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学生,代表天津数千爱国学生到直隶省公署内请愿,结果被警方拘捕并送进警察厅关押。
  周恩来曾在他的《警厅拘留记》中,摘录了张若名日记中有关她自己和郭隆真在狱中情况的描述:在那三九严寒的季节里,她俩被关押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子里,俩人挤在一张床板上。但她们还不断惦念着监狱外面的战友,尽管监狱生活折磨得她俩不断患病,但她们彼此照顾,互相鼓励,坚持同狱方斗争,毫不屈服。
  一天,张若名的父亲到拘留所,向女儿进行“劝降”,要她“承认错误”,即可对她单独提前“取保释放”。
  张若名义正辞严地回答父亲:“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请愿,是爱国、正义、合法的。”父亲听了大为恼火,对在场的狱方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另外,张若名和一同被捕的26名难友一道,开展绝食斗争,抗议非法长期关押。狱外的“觉悟社”成员和天津学联,也积极声援他们的绝食斗争。北京的名律师刘崇佑,出于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同情,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被关押的学生们终于全部获释。
  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为出狱学生举行了隆重热烈的迎接慰问活动。出狱者们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周恩来、张若名还分别在欢迎会上报告了狱中情况。当时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还免费为他们拍了一张珍贵的大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为各大博物馆珍藏,也常被有关“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的书籍所刊用。

  张若名与周恩来同船赴法,初识杨堃时,发现他已娶妻

  张若名留法之前一段轰轰烈烈的举动和她革命“急先锋”式的女子形象,杨堃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曾有所闻。1921年8月,杨堃由于在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被直接保送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自此开始他10年的海外留学生活。
  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组织考虑到她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四位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但由于出国路费和生活费一时还难于筹措,就暂时搁置了。张若名回到保定的伯父家暂住。
  那年,张若名18岁。父母为了让她不要在外面“胡闹”而“惹事生非”,便四处张罗,想方设法为她“找个婆家”。张若名对父母这一套“包办”极为反感,她想起前两年好友郭隆真曾穿着学生装,一路坐“亮桥”(卷起轿帘)到“男家”,向宾客发表抗婚演讲的举动,也准备采取行动,抵制家庭包办婚姻。
  她背着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后来被家中亲戚得知消息,告诉了她父亲,父亲立刻派人赶到保定,谎称母亲病重,要把她“接”回温仁村。张若名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若回温仁村恐怕就再难以出来了。于是下定决心,毅然离家出走。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张若名到了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捐赠了300元。后又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
  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和郭隆真办好了各项出国手续。终于登上了法国油轮“波尔多斯”号离沪赴法,同船的还有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的学生100多人。
  张若名和杨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来到了法国。而历史安排他们的相遇和会面,却仍向后推迟了整整两年。他们的引见人就是郭隆真。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参加革命活动,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张若名写下了多篇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后由周恩来带回国内公开出版。
  1923年,郭隆真从巴黎来到里昂了解情况,在靠近里昂中法大学的一家河北高阳人开的“协和饭店”落脚。这家饭馆是里昂的一个“中国人联络点”,郭隆真在此落脚后,经常出入中法大学,联络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
  有一次在阅览室,郭隆真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县同乡杨。郭隆真很快就把张若名从巴黎接到里昂,俩人在协和饭店楼上租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下来。这时,郭隆真很高兴地把大名同乡杨堃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友张若名认识。不久,郭隆真介绍杨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同做团结、争取华工的工作。郭隆真和张若名经常深入到里昂市郊的“三丰”工厂区,杨堃也随她们去过几次。当时,杨堃还在奋力攻读理科硕士学位。
  郭隆真是个热心人。他看杨堃和若名都很优秀且般配,就极力促成他们的百年之好。她主动写信回家,帮助好友打听杨的家庭情况,以便给若名提供参谋。但是不久,她从家中的回信得知,杨堃在家己娶妻室。这下给郭隆真头上泼上一瓢冷水,她赶快劝若名别同杨继续交往了。
  其实,杨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办。还在他上学时,家里就为他说定了媳妇。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堃对自己这桩无感情的婚姻愈发反感和苦恼,多次提出离婚,却因为父母的激烈反对而不能,以致和父亲脱离了关系,杨堃远赴法国留学,亦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一个逃避。
  而这时,张若名对婚姻的态度,虽不像“五四”时期抱定“女子独身主义”那么激烈,但仍追求先要女子解放与独立的观点。她曾在一篇题为《“急先锋”的女子》的文章中提出:
  “女子解放从女子作起,不要等旁人解放”,“女子解放”重要的问题,还在知识供给,经济独立……方面。有了充分的知识,独立生活的能力……婚姻问题不解自解了。”同时,她对理想的婚姻也抱很高期望,她说,“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结合的,在现在这种时代,实在不容易做到。……从众多的朋友圈中,遇着“无一不投”的人,由浅而深,达到最高的相知相爱,然后成为婚姻。”
  1924年,张若名在给国内《妇女日报》所写的《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女子当争回本身的人格,抛弃那些乞怜的弱状,复活我们慷慨的天真,革除旧日男女精神上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建设双方的平等,双方的敬爱……”

  在人生选择的关口,张若名选择放弃革命,为她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

  张若名非常理解大姐郭隆真对她的好意相劝,她也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因为她要做的事很多。
  由于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很快,能够顺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著作,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名是个多事之秋,也是她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关口。
  1月21日..(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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