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作者:海外百感集


               -小三-

  千年的媳妇,似乎终于熬成了婆。

  对那些会唱革命样板戏的人来说,也许便会花脸一般地吼上一声:“就盼着这一天哪!”。可咱,却实实不想当婆。

  直到如今才知,原来做个小小头儿,会是那么赴刑场般地令人惶惶不安!

  咱从不铁腕;又知自己素来与“英雄”无缘,所以,常常不足为怪地偏爱气短。也由此而知,自己当个幕僚还可以南郭一番,却天生不敢做老板梦。可怜拿破仑的所谓将军士兵之类的宏论,于我,实属对牛弹琴、白费心机。便始终如此乖乖地老老实实地,在大中小老板们的手底下当个小小的士兵。

  然而几个月前,大老板却突然心血来潮,让我帮他平地上建一个小组织。不久后,又批我雇一个part time的学生工。于是一夜之间,竟诚惶诚恐地发现自己竟有可能踩在人民的头上,不由产生一种十恶不赦彻肌彻肤的罪孽深重之感,一时间天昏地暗。

  只是突然又想到:自己的根本本质仍只是个小小老百姓而已,连历史古人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允许我们这号人以食为天;而既然以食为天,就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自己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因此,把保饭碗放在革命的第一位,一定是可被原谅的。想当年毛主席并没很关心食的问题,可老人家去世后被咱们进行历史审评时,不也给了人家一个七折优惠嘛!我又何必要耽心会比他老人家打分低!

  所以,胆战心惊下,也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这个架。

  想起刚来美国读书时,为找一个四小时的学生工打,艰难得如同爬雪山。忆苦思甜、将心比心下,便有意招了一个咱们大陆的骨肉同胞、才来美读本科的很聪明的女学生。

  又想起自己刚来时那岁月之困苦,便不时提醒自己要学会为民服务、为民请愿。虽然离七品远了去了,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那豪言壮语,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耳边轰响。因此,下了决心要好好待这个女学生,即使下班以后。

  请她去吃饭。
  带她去买菜。
  甚至帮她做本应由她做的事。
  还容许她随时请假。
  ……
  想想,人家小姑娘一个人,容易吗?!

  初来那几天,她工作十分卖力。小房间里又闷又热,坐在地上整理资料,头也不抬地一干就是八小时。见那汗顺着她的鬓角横流,我的负罪感愈加深重。这也就是甚至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去帮她做的重要原因。

  她的英语很不错,写美国人的那些无聊的臭公文,竟得心应手,帮了我这臭英语篓子很大的忙。你说怎能不喜欢她?

  都是中国人嘛!找她来做工,不光要帮助她,也需要她做我的所谓“心腹”、以便共同对付阶级敌人。实在信不过那些总是斜着眼冷冷地扫来一眼、动不动便找点麻烦或给点小鞋穿的外国鬼子们。说这里没有种族歧视,那是太天真了点!咱天生弱智加弱者,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抓个“心腹”壮壮胆,甚至时不时帮忙讨论点什么,毕竟好得多。“一帮一、一对红”嘛!

  那天,便把这一想法同她谈了,把我的弱点也告诉了她。并且,决心一如既往象对小妹妹一样地心疼她、对她进行更加无微不至的党一般的关怀。

  为了进一步对她表示真诚与信任,同时还把填写time-sheet的大权也彻底下放给了她,不再检查她究竟填了多少小时,甚至对秘书说好我不用签字。

  当然知道她多填工时多拿钱。可为了咱的骨肉同胞,俺就睁只眼、闭只眼,来个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剥削吧!坏蛋的墙角,我们不挖,谁挖?!

  学期很快将要结束。一天她说将要从校园里搬出去住,但缺少很多家具。当时正好我也快搬家,于是答应她:等我搬时,一定把一大堆还不错的家具都给她;而且,如果她搬出去住后,不大方便来学校,我还可以每天开车接送她。她听了很是高兴。

  看着她可爱的小脸,不由由衷感到那种相依为命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是又补充说:今晚我再带你去吃饭,好吗?她马上点头答应了。但紧接着又突然低头笑了一下,是十分意味深长的那种,是忍不住的、过后又极力试图掩盖的那种。一时感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

  然后她请假说:马上要期末大考,这是我在美的第一次,可否请求下两个星期不来上班?考完后马上就是假期,我就可以为你一周做四十小时了,所以不会耽误太多。

  同胞嘛!阶级姐妹嘛!难兄难弟嘛!当然立即批准,尽管这很出格。也幸亏当时办公室里一些人正在搬动,每天乱糟糟地大闹天宫,所以,也可能没人会注意她的长时间“失踪”。不然,在这亟需用人之际,要我向各个头儿们对此做交代,着实很难。不过,咱还是担了这份风险、终于为革命立了可歌可泣的新功。再接再励之下,甚至在办公室这“动乱”之中、另一个小头儿出去度假之际,还专为咱这保护对象抢了个电脑和办公桌。事后那得意幸福的胜利之感,同杨子荣智取了威虎山差不多。

  两星期过去,办公室复归平静,活儿更扑天盖地般压了下来。但想到“苦难同胞”就要全力以赴来帮我,心里并不是十分急。

  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是她原答应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可我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收到了她留的message:要搬家,不能来。

  第二天,一进办公室便让人一喜:远远已听到她在那谈笑风生。等一眼见到她时,却很吃了一惊:她穿了最最时髦的服装,脚踏长靴,一改原来女学生样,简直象个地道的办公室小洋秘书,令人差点认不出她。

  她很热闹地同一个素来对小女孩们很锺情的办公室男同僚聊着、笑着。很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回来。

  因为她那么大的声音在那里扯侃大山,全然不顾旁边便是对中国人并不真“感冒”的大老板的办公室,便多少想对她表现出一点不高兴。然而我的脸还没开始挂,十分敏感的她却早已感到,马上先自把脸沉了下来。

  怕她真的生气,更怕她误会,不如赶紧小事化了!我立即调整自己的表情肌,轻轻展开一付平时办公室里惯常的微笑,很快活地给她安排工作。

  但她的那一身精彩时装,是不宜再坐在地上弄资料了。无奈,不得不再次放下手中的工作,同她一起把资料搬到她的新工作台上,帮她一起做。

  她刚来工作时,关于办公用具原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本来以为见到我费尽心机给她抢占的工作台与电脑,她会非常高兴。然而,人家嫌工作台太小、电脑的运作又太慢。

  牢騒发完,她又问我借订书机用,同时再一次用很不满的声音说:我本来是应当配备全套办公用具的嘛!

  着实吃了一惊,赶忙提心吊胆贼般地向四周看看。想起她讲的是中文,方心安了一些。要知道,美国佬这办公室从来没有人敢于如此说话,无论对任何人,何况这还是个外国人、尤其外国学生、更尤其part time的外国学生!


  终于因虚惊一场而有点不舒服,便多少有点没好气地对她说:“你明知装办公用具的柜子就在你身后,需要什么你自己取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我拿给你?!”意识到态度不对,赶忙又放缓了口气,接着说:“如仍然有缺项,写个条子给我,我叫秘书买给你!”

  她并没真写条子。其实,我也并不觉得她真的需要多少东西。她做的事是我给安排的,她究竟需要什么我当然知道。愿帮她,是觉得她是咱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觉得她似乎有点要把我划分到阶级敌人阵营里的意思,不由十分不安。

  那天,她又提前三小时下班,当时简单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说是要去机场接人。她不会开车,更不认识路,尤其并无亲友在美或来美。但当然并没有敢问她何以便能去如此关心别人,且竟能去那么远的机场。倒是觉得,她能懂得关心别人,也是一种美德嘛!

  第三天,是圣诞夜,中午办公室里开party。她没参加完便又走了,说是要赶去商场给别人买礼物。想想有理:没礼物确是不行,自己不也已买了好多嘛!所以,自然同意,还告诉了她一些关于买礼品的经验。

  第四天,圣诞节,放假一天。

  第五天,才进办公室,就又收到了她留的message:我今天家里有事,不来了!--甚至未讲是什么事!

  她的男朋友还在国内呢,一个单身,如何便“家里有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工作已堆积如山,我心急如焚,马上去了一电,她却不在家。留言让她回家后,立即回我一电。但直到下班,仍未等到回电。

  不由想起,圣诞夜那天她才告诉我,圣诞之后的第四天,她的冬季“小型课程”就又要开学了。她还说,课程紧,她必须全力以赴对付之:“学习毕竟是我的主要目的”,她说。
  有道理!只是,她的关于“放假后做full time”的伟大许诺,眼看似乎将是一场国际骗局,而我的那一大堆活儿怎么办呢?越想越往热锅上蚂蚁的形象上靠!三十六计上上招只是一个走字,可我,竟连走的地方都没有:否则,便必失了食;而民者如不谋食,岂不等于大逆不道地失了天也!

  那天,实是在针毯上苦熬。当然,还又一次义务卖命多干了两三个小时。只是这次,不知是因为老板,还是因她。

  第二天上班她一来,便竟很不客气地先问我:昨天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嘛?


  我想起当年园丁们总结的经验,动情动理地努力压低了声音说:“我的事这么多,你都不诚心帮我?”

  她竟生了气,声音也很高且很气壮地反问道:“怎么就不帮你了?可我不是说过家里有事吗?那我又有什么办法?!”

  问她何事这么急?

  仍理直气壮:“我有一个大姐要买家具,我不帮她,她怎么往回拿?”

  于是再问:“你那大姐只是你的朋友,而我也是你的朋友嘛。我不信离开你她便无法买东西;可我离开你却无法干完这些活儿。你为什么愿意帮助她却不愿帮助我呢?”

  她马上很愤怒地答:“你要是认为我没帮你,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看来“晓之于理”或“动之于情”全都不是什么灵丹妙葯,人家可是软硬不吃!唉--!想当年咱给资本家卖命时,可从没有这种反抗精神!惭愧啊惭愧!看来还是后浪推前浪!得得!咱没人家厉害,咱认人家老板就是!

  于是,我把态度放得更诚恳、更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地求她:“你当然帮了我好多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可现在不是好多眼睛在那儿盯着,你不来让我没办法交代嘛!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哪怕来上班后你只是干坐在那里,只要给我这么一点点面子、让我能向头儿们交代就行。”

  她更加气愤地重复:“你要是认为我没给足你面子,那就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知道周围所有的外国耳朵都已辨别出我们是在吵架。不幸的是,这种事无法不说中文;可幸的是,我们会说中文。

  不得不认真冷静一下自己。本来确实从不想当老板;即使现在,在已名符其实地“统帅”了一个我不想统帅、由此却看来不能不统帅的人,却更是如此。可人家却又不让我统帅。可如不解决人力问题,那就是对不起以食为天的人民性这一本质问题。唉,“闹革命为什么这样难”?!

  突然想起,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原因,曾讲过那么一句话:在别人都能做到而你做不到的情况下,问题只能出在你自己的身上。不由定了定神:“知错便改,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教导着自己。然后,缓了缓神,很认真地对眼前这个想当翻身农奴的可人儿说:

  “期末考试已过去整整一周,但你只来工作了十三小时。换了任何别的人,你敢在他面前这么说、这么做吗?所以我想,如果你确实认为已给足了我面子、是‘帮’了我什么‘忙’、甚至今天因此而感到非常冤枉和委屈的话,那我们之间,倒确确实实没什么好谈的了。”

  分头去干活时,她没有好脸色;直到下班,她均是十分气愤状。

  “很令人可怜和同情!”我想,“没办法罗,我的错罗!”我学着电视里广东人讲普通话时的那种腔调。不过,她的态度虽那个,干活却多少认真了点;尤其每当见我时,竟还多少表现出点令我很不安很尴尬的那种尴尬和不安。

  第二天开始,她果然每天按时上班。现在她确很给面子,一动不动地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很久。有时远远可以听到她打电话的声音,通话时讲的多数是咱国语。一次有人来揭发,说她在复习功课,但我并未去突击搜查。还有两次,则偶然碰到她在做家庭作业。

  仍是什么都没向她表示。人家人之常情嘛,对不对?虽然可以勇于大训美国佬,但对咱“骨肉同胞”,却训不出、也不应当,不然,就不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这点阶级觉悟,咱还是有的!

  终于有一次,见她在填time sheet。她涂涂改改,涂坏了两张表,仍还在奋力地改着。我的到来多少使她减少了这个似乎极其痛苦的过程。她看了看我的脸后,说了声:“这块又填错了:多填了几小时,我还得改。”我不语,一如既往地很亲切地看她改过。她曾有点畏惧什么似的顿了一下,终于继续,最后终于填好了相当诚实的工时。期间她当然曾数次抬头看我,而我在最初犹豫了一刹那之后,竟鬼迷心窍般始终保持面无表情。最后她问我:“是我去交给秘书,还是你帮我交?”意思是问我这次要不要签字。我很热情地说当然是我送,便接了过来,然后,虽然带着一种原罪之感,仍终于一字未改,交了上去。

  这次当然,她一点也没多拿钱,尽管就她出的活儿来看,她可不仅没有吃亏。可是,咱哥们儿不保护她,谁保护她呢?!

  自她有板有眼开始“正式”上班始,又是一周过去。那只须做一天的活,她却似乎永远也做不完。

  我开始恐怖地感到,自己似乎有点要失去耐心。“千万不能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去谴责她啊!”我时时刻刻给自己敲着警钟。

  那天终于轮到我们搬办公室,不得不让她搬些书到书架上去。她却头也未抬,马上不加思索不容置宜地说:“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

  天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没阶级立场没修养!没等她的话音落,我便吼了一句:“你不干也得干,没有别人能帮你!”

  看来,她真的是把我当成资本家来反抗了!看来,我真的在欺压咱们老百姓了!而我,原本只是她的阶级弟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啊!

  我的活,终于积到了那一刻。老板来突查,临走时十分光火,口中已经有了恶意。我一夜没睡好。

  不知怎么,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个金鱼的故事。那老太婆不满意东,不满意西,一再向那金鱼无底地索要,最后终于仍回到了原来她那穷得不能再穷的小破屋里去。

  本来我是想当那个老太婆的老公,去讨来那老太婆想要的一切。然而,看来我的命,却只是那会变戏法的金鱼了。可我终于有自己也无法变出的东西,那么……

  又是一夜没睡好。

  第三天,我同她开了个正儿巴经的会。 我说,我已到了关键时刻,不得不开这个会。我说,我现在正处在hardtime阶段。我说,我本来得到的预算,是雇一个开学每周20小时、放假每周40小时的学生工,但现在却雇了你。所以你应当知道,我其实是损失了自己来帮助你。我说,但现在,该轮到保护自己、为自己考虑的时候了。我说,由于你受了我的雇,那么只要你来拿钱,就必须首先考虑我的利益。我说,今天只有三个主题:时间安排,工作质量,与工作数量。我说,你前一段时间说请假就请假,这种事情永远不能再发生。你必须按照你所承诺的工作时间来上班。

  她辩解:我的学习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请你理解!

  我答:从现在起,你只应按照要求办事,我没有任何必要理解你的私事,你也不能再以任何私人原因来。否则,你可以不必再来。下学期开学,请你至少一周工作十二小时,如不行,请早点告之;如同意,则不能随意请假。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也可以马上离开!

  她的脸立即通红,顿了一下,口气不由自主放缓了些,问:“那,我可不可以期末考试时请一下假?”

  我答:“可以!但绝对不可能再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星期而已!”

  她点头。

  我又接说:“如果你有时确实有事,仍然可以离开,但事后必须把时间补上!”

  她又点头。

  我说,总之,该好好干了。这不是什么“帮助”我,而是你应当做的、是你为了钱做的。

  她的那不服气的态度却似乎又有些上来,提高了声音很是忿忿不平地说:其实我一直很认真很努力为你工作!

  我低头想了想,终于还是不打算当面揭发她。而且,在那一瞬间终于意识到:当一个再小的老板,也可以不必再去“揭发”别人,只须等着别人相互揭发即可。这感觉,也未必不舒服!

  我停了停,铁着脸答:你确工作很努力;但请你在工作中要多提问,以便能采取最合理的方式去做。比如上周,你十分辛苦地坐在电脑后整整五天,却还不能做完我们这儿随便一个打字员半天即可做完的量。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努力,对我来说,你上周的工作无法承认。你只是整整浪费了一整周时间而已。

  我没理她的一个很及时的大白眼,沉着声音接着说:所以,质量与数量问题,同样重要。我会时常检查你;如不好,绝不接受。

  我看着她那急速变色的脸,用那种冷心冷肺的目光不屈不挠地盯着她,说:所以总之,如果你不能按时间表工作,如果你的工作不能既保质又保量,我就只好通知人事处和本部,让你不必再来了!

  她没再说一句话。

  这次会,前后一共只谈了四分钟。之后的几小时,她工作努力,态度可爱,直到下班。
  这,其实就发生在今天。相信今晚,一定不会再彻夜不眠。只是心中,仍隐隐有点莫名的不平。可同时,竟也感到一丝痛快。

  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公平,定要逼我当那可恨的小老板、黑五类。看来,有的时候,那些可恨的人是恨他们的人自己给造出的。所以,竟不能完全怪罪于那些自己也在受着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假“老板”。比如,我。到家,没吃饭,草草涂下了以上的字。

  心中,婆婆妈妈地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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